小时候在厂区的生活还是有些艰苦的，因为物质比较匮乏。
一方面，那是计划经济的年代，几乎无论买什么都得凭票。
另一方面，在交通不便的山沟里，物资运输也是个难题。
只有白菜、土豆、萝卜这些易储的蔬菜，到后来陆续不再要求凭票购买，于是就成了每天必吃的菜。
每年厂里会跟各方协调，安排两三次进山送菜的卡车，拉来整车的萝卜土豆。
每家都有半地下的菜窖和煤窖，就在居住区楼后的山脚下，做饭时就去捡一点儿上楼。
肉不好买，就算手里有肉票也花不出去，因为供销社里很少有肉卖。
那个年代吃肉本就奢侈，经常买肉的人不多，供销社又没有冰柜，所以平常压根不进肉。
附近村子里倒是有人养猪，但往往也是自家过年吃的，不舍得卖。
再说村里人就算想卖猪也不敢卖给外人，生怕背上“投机倒把”的嫌疑。
所以吃肉同样需要厂里协调，每个月会从高平县城运来一批肉。
肉送来的前三天厂里后勤部门就会贴出通知，让大家准备好肉票等着买肉。
运来的肉不多，买的时候谁也不能挑肥拣瘦，供销社会尽量确保公平。
我吃东西不挑食，唯独吃不惯肥肉，几乎是一口不吃。
所以我妈做饭就很难办，需要把所有的肥肉都剔下来，只用瘦肉炒菜。
而肥肉只能用来炼油，我虽然不吃肥肉，但肥肉炼油时炼出来的油渣我却很爱吃。
肉本来就少，我又只吃瘦肉，那可吃的肉就更是少得可怜。
好不容易买一次肉，也吃不了几顿，然后又要等待下一次买肉的机会。
后来我妈听说我们同一楼层有户邻居，他家小胖丫头只爱吃肥肉。
于是马上找上门去提出以后可以跟对方“换肉”，用我家的肥肉换他家的瘦肉。
当然，我家的肥肉肯定要多出一些，毕竟谁都明白瘦肉要比肥肉好。
肉的保存也是个问题，那会儿没有冰箱，鲜肉买回来放不了几天。
于是大家都跟四川籍的同事学会了做腊肉，可以保存很久，随吃随切。
当时吃肉也就是切成肉丝、肉丁炒菜，能尝到肉味儿就很满足了。
只有过年的时候厂里额外运来年货，我妈又攒了一年的肉票，家里才舍得炖肉、炸丸子。
我小时候特别羡慕会钓鱼的人，他们星期日去水库边坐上一天就能拎回来好几条鱼，吃鱼肉、炖鱼汤，太馋人了。
厂里还有个人喜欢打猎，他有一把气枪，有时候背着上后山打鸟，偶尔还能打回山鸡来，更馋人。
厂区有几个大孩子，会做陷阱套麻雀，运气好的话一次能套十几只。
他们也胆大，敢把麻雀拔了毛，用树枝穿了，再偷偷溜到厂区食堂后院，伸进伙房屋后的灶膛排烟口里熏烤。
这种方法最多把没毛的麻雀烤到半生不熟，而且也没有任何佐料，但孩子们仍然吃得津津有味。
我们年龄小的孩子是不敢跟着去的，直到五六岁的时候才敢。
但没过多久就被食堂发现了，从此后院上了锁，我们也就没机会打牙祭了。
那时候的小孩儿看啥都馋，因为本来就吃不好饭，平时又根本没有零食可吃。
小时候我总盼着回北京探亲，因为在北京可以吃到义利的巧克力威化、喝到北冰洋汽水。
但当时交通极为不便，每年回北京顶多两次，所以享受零食美味的机会非常有限。
有一回北京的姑姑给我寄了一袋动物饼干，我每天就只舍得吃两块，结果还剩半袋的时候受潮了，我简直要难过死。
在厂区真的买不到零食，有时候实在太馋了干脆缠着我妈给我沏一杯白糖水解馋。
后来厂区食堂引进了一台冰棍机，每天下午做一批冰棍，派人推着小车在生活区售卖。
冰棍车里的产品和价格直到现在我都记得很清楚，雪糕一毛钱、奶油冰棍五分钱、果汁冰棍三分钱。
冰棍车一推出来，每天基本都是供不应求，买晚了就得等明天了。
我就是从那时起开始对钱产生了概念，不过评估任何商品的价值都是以冰棍和雪糕作为等价物来进行计算。
毕竟当时要钱就是为了买冰棍，或者多攒几个钢镚儿留着买雪糕。
当时孩子们吃冰棍没有大口咬着吃的，都舍不得，尤其是吃雪糕。
一毛钱一根的雪糕，那可是要跟父母央求好几次才有机会买一根的，谁舍得那么快吃完？
记得有一回在北京总厂工作的大表哥来厂区出差，下班后花一块钱买了十根雪糕，带着我坐在水库边一边看风景一边吃。
这顿雪糕可真是吃爽了，不过接下来一连闹了三天肚子，但那也值了！
再后来厂里有个职工的家属是高平本地人，她有做凉粉的手艺。
这凉粉也是高平的特产，颤巍巍晶莹剔透、软嫩嫩香味扑鼻，又解馋又去火。
于是厂里就给她在厂区大门传达室旁边搭棚，支了个简易的凉粉铺子，三毛钱一碗凉粉。
那凉粉很好吃，但三毛钱能买三根雪糕，对我来说算是“巨款”了，我可舍不得吃。
不过张杰他妈偶尔会给他钱让他吃凉粉，而每回他都会很仗义地分我半碗。
在山里想买东西很困难，好在我们也有出山进城的机会。
每隔一个月，厂里都会安排一趟往返高平县城的班车。
1985年前，高平县属晋东南地区管辖。
1985年，晋东南地区被撤销，成立晋城市，高平县归晋城市管辖。
1993年，高平撤县设市，成为由晋城市代管的省辖县级市。
越南也有个高平市，是越南北部边境高平省的省会，距离中越边境仅三十公里。
1979年反击战期间，那个高平曾被解放军攻占。
直到八十年代初广播、电视里还经常出现越南高平市的名字。
小时候我懂得少，经常纳闷为什么新闻广播里总是提到高平，想不通高平这么个小县城怎么能如此引人瞩目。
后来也是过了好久才知道，此“高平”非彼“高平”。
现在想想也真是好笑，小时候身边又是“釜山”又是“高平”，让我白白糊涂了好几年。
厂里有一辆黄海牌大轿子，当时最新的国产大客车，能坐五十多人。
到了去高平那天的午后，这辆车就会停在厂区大门外，想去县城的人在此集合。
到点准时发车，不会为了等人而耽搁，因为二十公里的路程要走将近一小时。
主要是出山之前的道路实在不怎么好走，吉普车跑起来都很颠簸。
大客车就更是摇晃得厉害，而且一不小心还有可能坏在半路上。
我就遇到过大客车抛锚的倒霉事儿，停在路上前不着村后不着店，那个年代也没有手机。
司机摆弄了一通发现无计可施，只好步行回厂区求援。
厂里再派人开着吉普车赶来修大客车，最后天都黑了我们才回家。
不过对于在山沟里生活的孩子们来说，平时根本没机会坐车，自然也就把坐大汽车当成了一件乐事，哪怕只是坐在开不走的坏车上也觉得新鲜。
对于当时的高平县城，我的印象已经不深了，有哪些大楼、哪些商场，都想不起来了。
只记得大客车会停在一处宽敞的广场旁边，广场上摆满了各种摊位，有杂货、有小吃。
我记得最清楚的就是高平丸子汤，每次下车后一定要先吃一碗才肯去别的地方。
这丸子汤是“高平十大碗”中的一道菜，属于高平当地的传统美食。
高平十大碗，又叫“长平水席”，是存世最早的传统名筵之一。
相比之下，洛阳水席的名气显然更胜一筹，那八冷十六热的排场也明显更为隆重。
但长平水席起源于战国，论起历史可是比起源于唐朝的洛阳水席早了上千年。
十大碗包括水白肉、核桃肉、红烧肉、小酥肉、肠子汤、芥末粉皮汤、丸子汤、天和蛋、软米饭、扁豆汤。
据说长平水席的形成与长平之战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但我小时候肯定是不懂这些的。
还没进过大饭馆的我，甚至都没机会见到那全套十道菜肴的全貌，吃过的也只是其中食材最简单的丸子汤而已。
丸子汤里的丸子，其实是素丸子，把豆腐碾碎做成丸子，炸熟后加入高汤和佐料煮制，就成了这道高平丸子汤。
如果以现在的生活水平而论，这素丸子汤肯定不会有多少吸引力。
但在八十年代初，那油炸的丸子，再配上高汤，吃到嘴里绝对是一种无与伦比的享受。
可以说，我当时总盼着去高平的日子早点儿到来，多一半的原因就是下车之后的那一碗丸子汤。
吃完丸子汤，父母想去哪儿逛，我都会老老实实跟着。
不过无非也就是逛逛商场，而且看得多、买得少，毕竟钱和各种票证都不富裕。
在县城待两个小时，就该集合回厂区了，回去还要一小时车程呢。
出山去县城的日子总是值得期盼，但就是每月仅有一次，实在等得人心焦。
好在每逢初一十五还有“集”可赶，而且就在离厂区不远的釜山村。
出厂区大门往南沿路而行，大约一里地开外，路东就是釜山村。
釜山村名字里带“山”，却并不是山村，而是坐落在平地之上，不过离山很近。
釜山村北有丹朱岭，南有神头岭，西边紧临釜山水库，东南方向通往高平县城。
我小时候跟我爸一块儿听收音机，经常在新闻播报里听到“韩国釜山”，那会儿总是非常惊讶。
以我当时的认知，收音机里说的一定是最大的事情，并且发生在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我实在想不通，我们这山沟里的一个小村庄，到底能有多重要，为什么总是被新闻提起。
后来过了好多年我才知道，其实新闻里说的是釜山在韩国。
不过我们厂区附近这个釜山村的历史，可远比韩国那个釜山要久远得多。
上古时代，尧帝分封长子丹朱，这釜山村就在丹朱的封地之内。
战国时代著名的长平之战当中，釜山村又处于战场的核心地带。
战争中赵国构筑了三道防线抵御秦军，由远及近分别是空仓岭防线、丹河防线、百里石长城防线。
釜山村正处于其中的丹河防线之上，属于赵军的第二道防线。
而秦军在突破了第一道空仓岭防线之后，即在此地附近修筑垒壁，与赵军对峙。
釜山村周边曾出土过多件战国时期的兵器部件，如箭头、铜铍等。
村西北侧山岭上有古代石窟遗存，据传开凿自北魏年间，已有一千五六百年历史。
根据村南神头岭上残碑的记载，在金大定年间，釜山村与附近三个村子合力修建了炎帝庙。
可见在金国统治时期，这里就已经成为颇具财力和影响力的一方大村了。
据说村中自古有一户王姓大族，耕读传家，亦农、亦官、亦商，家势日盛。
王家凭借雄厚的经济实力在釜山村大兴土木，陆续修建了十几个深宅大院。
包括“棋盘六院”、“王家老院”、“王家会馆”、“二支院”、“会则院”等。
其中规模最大的应属棋盘六院，这是建于清乾隆年间的一处院落群。
棋盘院由六处庭院组成，整体布局错综复杂、状若棋盘，故而得名。
棋盘院中都是二层楼房，院墙高大，且配有碉楼护卫，可以想见院主人的身份地位一定颇高。
村中还有文庙，建于清嘉庆年间，供奉孔子及诸位弟子。
釜山村中曾经出过一位历史名人，即南宋抗金名将王彦。
这位王彦可是做过岳飞的顶头上司，曾带领岳飞率七千人渡过黄河并收复了新乡。
后来王彦的部下都在面上刺“赤心报国，誓杀金贼”八字，被称作“八字军”。
八字军发展到十几万人，转战大半个中国，金军屡次围剿都未能成功。
据釜山村所属的寺庄镇镇志记载，王彦乃“河东上党高平釜山村人”，推断即为釜山村王氏同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