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疯老太太手中的玉虎，我震惊得说不出话来，呆呆地盯着那枚玉虎，连眼睛都忘了眨。
直到疯老太太再次开口，我才缓过神来，她口中叫出的还是那个令我莫名其妙的称呼：“赵哥儿，你要走了吗？”
我想疯老太太说的“要走了”应该指的是厂区搬迁的事情，但她是怎么知道这件事的呢？
我马上又反应过来另外一件事：“我不是赵哥儿，我姓马，你认错人了。”
每次疯老太太见到我都会叫我“赵哥儿”，而且对于我每次的纠正，她也无动于衷，无可奈何之下，我甚至都开始对她口中的那个“赵哥儿”好奇起来了。
不过这回疯老太太终于对我的纠正给出了回应：“你就是赵哥儿，你有玉虎，我不会认错的。”
说到玉虎，刚才的惊诧重新涌上心头：“你怎么也有玉虎？你的玉虎为什么跟我的一样？你到底是谁？”
些许沉默之下，疯老太太并没有作出正面的回答：“等你长大了，再回来寻找答案吧，到时候你会明白一切的。”
我更觉得奇怪：“为什么我长大了要再回来？我们要搬走了，以后再回来住在哪儿？”
疯老太太难得地浅笑了一下：“你不想知道那三个人是谁吗？你不想知道这玉虎是怎么回事儿吗？”
听完这话我马上想到了上次在老北坡坪台上，出现在浓雾里的那三名红衣甲士，上次见到他们时，疯老太太也出现了，现在她说的肯定就是那三个人。
提到那三个人我的问题更多了：“他们到底是什么人？为什么别人都看不见他们？你怎么知道他们在那儿？你的玉虎从哪儿来的？”
疯老太太并不打算回答我的问题，最后说了一句“我等你长大以后再回来”，就转身沿着堤岸朝老北坡方向离去了。
疯老太太虽然身子佝偻，但步伐却坚定有力，一会儿工夫就不见了踪影。
这时候仍然面带惧色的张杰才又跑回到我身边，看着疯老太太消失的方向，询问她都跟我说了些什么。
前面的话我没跟张杰细说，说起来他理解不了，我又解释不清，白费口舌，于是就只告诉他疯老太太说等我长大了还要再回到这里来。
张杰自然也想不明白疯老太太说这话的原因，他倒也没有多想，因为担心回家晚了会挨骂，所以一个劲儿催我快走，在父母下班之前必须赶回去。
在路上我们讨论起以后到底还会不会再回来的话题，张杰是个恋家的性格，他觉得要是家都搬去了石家庄，那以后肯定要守着家，也就不可能再来这里。
他肯定想象不到，在多年以后，他还是陪我再一次回到了这里，当然那是后话，当时的我们俩谁也无法预测。
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厂区里越来越热闹，家家户户都开始忙活起来搬家的准备工作，家里有孩子的还要提前去给孩子联系上学、入托的事宜。
我只记得我爸越来越频繁地去石家庄出差，我妈在家里一有空就给搬家要带走的用品打包，而我那个学期好像都没上完，就到了搬家的时候。
厂区搬迁绝对是个大工程，那么多机器设备、产品、原材料要从山沟深处运走，而且这些都是极其敏感的保密物资，需要大队解放军的押运。
另外还有厂子附属的医院、学校、幼儿园、大礼堂、招待所，每个单位的搬迁都是一个费时费力的过程。
再加上厂区一千多干部、职工、家属子女，来的时候是一家家陆陆续续搬来的，当初也没多少行李。
但走的时候却是几百个家庭集中搬走，而且这些年下来各家分别都已经攒下了一些“家业”，这动静可就太大了。
当时搬家的细节，我早已经记不清楚了，印象里是个轰轰烈烈的过程，那绝对是我记事以来，厂区里最喧嚣、最热闹的时候。
我没有直接去石家庄，因为石家庄新家那边需要安顿一段时间，我父母决定先把我送到北京，在我姑姑家借住两三个月。
在我离开厂区的那天，因为很多人要同一天坐火车离开，所以厂里派了那辆黄海牌大轿车往返于厂区和西洋村火车站，一趟趟地送站。
以前我们每个月都要坐着这辆大轿车去高平逛商场、喝丸子汤，但今天是我最后一次坐这辆车了，或许也是最后一次驶离厂区，以后可能都不会再回来了。
当然在三十多年以后我还是又回到了这座旧厂区，不过那个时候这里已经成为了一个旅游景点，再进去就要花钱买门票了。
坐在车上靠窗的座位，带着不舍的心情向外张望，最后再看看厂区大门、看看釜山水库、看看老北坡、看看路边的釜山村，还有山谷间那座不起眼的小站。
忽然在火车站外的高坡之上，又出现了那个熟悉的身影——黑衣黑裤、青巾罩头、佝偻身子、手中拄着一根拐杖。
疯老太太远远地朝着这边张望，我本以为她是恰巧路过，但又发现随着大轿车的行驶，她却不停调整方向，始终面对我们这边，后来还抬起手臂微微招手。
可疯老太太是怎么知道我们今天要离开的？而且距离这么远她怎么知道我就在这辆车上？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于是，疯老太太不期而遇的送别，成了我在整个搬家过程当中最为深刻的记忆，也让这个每到关键时刻必定出现的人物，在我心中更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整个厂区的搬迁经历了相当漫长的一段时间，在绝大多数人都撤走之后，仍然有一支小型的留守队伍在看管剩余物资、处理收尾工作。
直到跟地方上正式完成了厂区用地的交接，搬迁工作才终于结束，这座山沟经历了长达十几年的喧嚣，又重新恢复了寂静。
听留守的人说，厂区搬空之后，曾经有附近的村民进入生活区来拆卸门窗、挑选搬家时遗弃的家具、物品，但生产区还是没人敢进，虽然早已没有了岗哨。
再后来地方上利用厂区原有的厂房屋舍建起了粮食加工厂，解决了几百人的就业问题，这座大山沟再次热闹起来，旧厂区也开始发挥新作用。
时间进入二十一世纪，这里又被打造成了一座“工业旅游景区”，在观山、赏水的同时，还能让游客进入矿井，切身体验各种事故灾害，接受煤矿安全教育。
离开山西之后，我被送到了北京，暂住在姑姑家。
当时我姑姑住在北京西郊香山脚下的正白旗村，她家院子在山路边的一处小山坡上，山路另一侧坡下就是著名的黄叶村曹雪芹故居。
现在那一带已经都被划入了国家植物园景区当中，曹雪芹故居被园墙围在了园区之内，我姑姑家也迁往了别处，她家院子所在的山坡建了一座四星级宾馆。
现在那里变成了人声鼎沸的景区，但在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还很荒凉。
一条土路盘在山间蜿蜒而去，抬眼能望见远处有几座高大的碉堡，坡地树林间零星散落着一些农家院落，偶尔的鸡犬相闻才让人知道原来这是一座村庄。
姑姑在邻村的四王府小学当老师，姑父在附近种果园，他们有时开玩笑，说我“搬出了山西的大山沟，又住进了北京的小山沟。”
想想也确实如此，而且以前在“大山沟”的时候住的还是楼房，而现在到了“小山沟”，却实打实地住进了农家小院。
不过当时作为一个小孩儿，我倒是觉得住在村里更有意思，那乐趣可不少，甚至比以前天天在水库边跑来跑去更好玩。
姑姑家院里有鸡窝，我可以每天去鸡窝掏鸡蛋，还有一条退役军犬看家护院，那是一条站起来比我都高的大黑背，威风凛凛别提多神气了。
因为要在这儿住至少两三个月，所以我去了隔壁村的小学借读，也就是我姑姑教书的四王府小学。
这个小学也跟我以前在厂区里上的子弟小学区别很大，校园里没有教学楼，所有教室都是飞檐翘角的古代风格建筑，很像是釜山村文庙里的那些建筑。
听老师说，这里以前的确是一座庙，后来岁月变迁，佛像都被搬走，殿宇改成校舍开始办学，至今已有百年历史了。
校园里有几棵高大粗壮的古树，树龄甚至达到了三四百年，从明朝时就有了。
在“百年老校”里上学是什么感觉，我早已经记不清了，但是每天放学后等姑姑下班一起回家，天色暗淡时路边草丛里翩翩起舞的萤火虫荧光闪烁的梦幻景象，倒是令我无法忘怀。
如果哪天我们回家晚了，姑姑家的大黑背就会主动跑出来，等在我们回家的必经之路上迎接，每次都让我十分感动。
周末休息的时候，我喜欢去姑姑家山坡下面的曹雪芹故居，当时纪念馆要收五毛钱的门票，所以我不进去，只在附近转转。
虽然这里1984年就建了纪念馆，但那时去西郊的交通并不方便，而且这里位置偏僻，所以除了一些研究红学的学者和《红楼梦》爱好者，并没多少游客。
我在这儿又认识了一个老爷爷，我几乎每次来都能看见他坐在故居门口大树下的石头上，一边用自已带的茶缸喝水 ，一边安静地看书。
老爷爷说他也是正白旗村的，家就住在附近，因为爱读《红楼梦》，又喜欢研究历史，所以退休之后每天只要没事儿就来曹雪芹故居门前坐坐。
黄叶村这处小院，是曹雪芹人生中最后一处居所，也是《红楼梦》书稿诞生的地方，自然成为了很多“红学迷”心中的圣地。
听说我也对历史感兴趣，老爷爷很高兴，于是每次见面都给我讲一些跟周边环境有关的历史知识，也讲四大名著，尤其是《红楼梦》。
听老爷爷说，明朝时候，这一带是皇室的陵地，皇室夭折的婴幼儿多葬于此，所以叫做“死王府”。
后来嘉靖皇帝的第四子朱载圳薨逝之后也葬在这里，所以就改作“四王府”了，其实就是“四王坟”。
到了清朝，八旗军和绿营兵分别驻防京郊各处，黄叶村曹雪芹故居这里是正白旗的领地，所以成了“正白旗村”。
南边的四王府村是绿营兵的驻地，带兵武官的官职是“游击”，大约相当于现在团营级的军官。
我站在坡上远眺看到的那几座碉堡，是乾隆时为平定“大小金川之乱”训练健锐营而特意建造的藏式碉楼。
而我借读的四王府小学，从位置上看明朝时应是“四王坟”建筑群的一部分，清朝时据考证建了一座关帝庙，再后来或许又成了绿营兵的指挥部，直到清末才改建成学校。
在学校里有一处偏僻的房屋，屋中墙壁上依稀残存几幅壁画，据说正是出自曹雪芹之手，他跟绿营将领关系要好，可以出入驻地，或许是偶然留下了画迹。
从这位老爷爷口中，我了解到了许多历史知识，我觉得他特别像水库边老北坡上那位老爷爷，同样的知识渊博，还同样乐于跟小孩子平等交流。
老爷爷最津津乐道的，还是跟《红楼梦》有关的话题，他给我讲了曹雪芹的生平遭遇，以及他创作《红楼梦》的背景，还有很多相关的传说故事。
在我离开北京之前，老爷爷甚至还买了门票，请我参观了纪念馆，向我逐一介绍其中的展品，并且给我讲解如何通过展品去理解和认识历史。
我后来成为历史迷、博物馆控，跟两位老爷爷都有莫大的关系，可以说他们就是我这项兴趣爱好的领路人。
当我跟随父母来到石家庄时，新厂区已经完全建成投产，这里位于石家庄城区边缘，向南一公里就是村庄，这一点跟老厂区有些相像，不远处就是釜山村。
不过这边的厂区和家属区是分开的，家属区是一片由六栋楼房组成的生活小区，虽然小区附近还能看到农田和蔬菜大棚，但大体上已经有了城市的样子。
新厂区没有了子弟学校，我们要去小区对面的学校上学，因为厂里的孩子一次性搬过来很多，所以当时班级里几乎三分之一的学生都是我们厂的。
让我感到兴奋的是，虽然这回一个年级有三个班，但是我和张杰又分到了同一个班里，于是我们都以极快的速度适应了新环境和新生活。
在石家庄上完了小学二年级到六年级，没想到小学毕业后我和张杰再次进入了同一所中学，而且初一年级有多达八个班，我俩仍然是同一个班。
不过这次高兴的时间不长，初二第一个学期时我父母工作调动回到了北京的总厂，我也只能跟着他们回了北京。
虽然我转学都转出经验来了，所以适应北京的新生活并没遇到什么困难，但我跟张杰就此分开了，这一分就是十年，直到我们都工作了才在北京重新相聚。
虽然分开了足足十年，但我们之间的关系没有任何改变，默契也没有减少，在我失业之后张杰隔三差五就找各种理由约我，就是为了帮我纾解压力。
而且不知是机缘巧合还是命中注定，我将在不久之后重新回到高平山沟里那处老厂区，去探寻心中一系列谜团的真相，张杰也会陪我同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