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5年下半年，我还不满六岁，我父母就安排我上小学了。
其实在通常情况下要满六岁才能入学，我应该晚一年再上学的。
不过父母觉得我跟同龄的孩子比起来，体型显得过于“魁梧”，于是决定提前一年送我上学。
跟我相同情况的还有张杰，张杰跟我同岁，他只比我大六天，同样不符合入学年龄。
但是他爸妈听说我要提前入学，于是也急急忙忙去给张杰办了手续。
因为我俩从出生就在一块儿，互相谁也离不开谁，再说他的身材比我还要壮呢。
提前入学的手续没费什么周折，毕竟我们上的是厂里的“子弟小学”，从校长到老师都是“自已人”，所以一切好商量。
八十年代中期的时候厂里的干部职工已经发展到一千二百多人，职工子弟也越来越多，而且职工家属中的孩子们也逐渐成长起来，到了该上学的年龄。
十几岁的孩子可以去高平县城上寄宿中学，但几岁的孩子却不能离家，所以厂里在子弟幼儿园之外，又建起了子弟小学。
当时厂区里已经没有大片的未开发空间可用，而且厂里提出建小学的规划时，釜山村希望也能接收一部分他们的孩子，于是子弟小学就被建在了厂区之外。
出厂区大门之后沿路向前，路过消防站、招待所、供销社，水库都被甩在了身后，再往前已经离釜山村不远了，学校就建在此处的一片高坡之上。
从厂区到学校，走路要二十分钟，不过家长们只是在开学第一天送了我们一次，当天放学时就是我们自已排着队回家的了。
之后也再没有家长去接送孩子，这跟现在初中、高中门口还每天都围着大批家长的情形大相径庭。
主要是厂区偏僻，保卫也极为森严，厂里的人警惕性又高，一旦出现陌生身影马上就会有人上前盘问，且道路上连自行车都十分少见，可以说非常安全。
孩子们对此倒是特别开心，因为这下终于“放羊”了，以前家长们一天到晚强调“不许自已出厂区”，现在这条禁令终于解除了。
有时候放学之后我和张杰会结伴去水库边挖泥、玩水、摸泥鳅，虽然父母还是会说“别去水边玩”，但我们并不在乎，反正赶在他们下班之前能跑回家就行。
当时我们小学是“五年制学校”，有五个年级，每个年级各一个班，每个班人数也不同，全校总共才一百多学生，十来个老师。
学校的校舍是一栋三层小楼，楼前一片空地当作操场，空地中央立着国旗杆。
因为操场太小，所以我们平时上体育课跑步都要到学校外的主路上去跑，反正那条路宽得很，又没有车来车往。
我们班二十多个学生，有三四个是釜山村的孩子，其余都是从厂幼儿园升入子弟小学的，已经在一块儿玩了好几年了，所以大家很快就适应了新环境。
只是在开运动会的时候，我们无论长跑还是短跑全输给了釜山村的小孩儿。
大家纷纷抱怨都怪家长们以前“看”得太严，不让我们放开手脚出去“闯荡”，所以才跑不过人家。
1985年的时候，厂区里的生活物资越来越丰富，我明显感觉身边的吃穿用度提高了一个档次。
虽然我小时候从来都没有过吃不饱饭的记忆，但餐食简单、省吃俭用的印象还是比较深刻的。
毕竟在各种生活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几乎什么都是短缺的，否则我们也用不着冒着风险偷偷去山村里跟老乡换鸡蛋。
因粮食短缺，国家不得不实行粮食的计划供应，1955年正式出现粮票。
为保障所有人都能至少以最低需求获取生活物资，各种各样的票证又陆续出现，在经济困难时期甚至多达156种。
即便我小时候时间已经来到了八十年代初，但肉、蛋、奶、蔬菜、水果等副食还是无法敞开供应，零食、糖果就更加“得来不易”。
其实并不是钱少买不起，而是受票证的制约，定量有限，舍得花钱也没有用。
不过1985年肉票开始取消，不再定量供应，于是我几乎每天都有机会吃到加了肉丝、肉片的菜，我妈甚至偶尔还舍得炸一锅纯肉的丸子。
记得肉票取消之前，每次看父母一番计划、商议之后做出决定，然后满脸庄重地拿着肉票去供销社买当月定量的肉，都觉得是一件仪式感十足的“大事”。
但肉票取消之后，买肉这件事就随意起来，甚至有时候赶上邻居去买肉，请他们帮忙顺手捎回来就好，再平常不过了。
不光是肉票，那时候有越来越多的票证都开始逐渐取消，就连粮票的“含金量”也没那么高了。
随着农业科技的飞速发展，良种不断涌现，化肥也实现了普及，于是粮食产量大增，国家经过反复论证认为粮食的供应已经不再是问题。
另外深圳特区在经过两年多的物价体制改革试验后，于1984年在全国率先取消了一切票证。
消息传来，大家都开始观望与等待，越来越多的人觉得粮票等票证在全国范围的全面取消是迟早会发生的事情。
这时候有人开始着急起来，因为经过长年在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生活，大多数家庭都养成了节省的习惯，手里攒下了不少粮票。
而一旦粮票全面取消，不知道手中的粮票会不会变成“废纸”，但过了很久始终等不来权威的消息，反而是“小道消息满天飞”。
偏偏周边的村子里出现了走街串巷收粮票的人，甚至还顺路“摸”到了厂区大门口，当然他们肯定进不了厂区，就在外面拉起了生意。
当然厂区里的人觉悟都很高，这种看上去就“鬼鬼祟祟”的生意没人会光顾，值班的保卫干部发现后立刻赶走了那些收粮票的家伙。
不过这件事进一步增添了大家心中的焦虑，这下人们更加确信粮票一定是很快就要作废了，必须马上想办法处理掉。
但攒了那么久的粮票，都买成粮食存在家里肯定不现实，既吃不完，也存不住。
好在当时附近村子里的大集上有农民接受用粮票换副食，“全国粮票”尤其吃香，于是我痛痛快快吃了一阵子西瓜和大黄梨。
从1985年下半年开始，我爸接连出了几次差，不在家的时间多了一些，对此我十分不满。
不过他每次出差回来都会带一些好吃的东西，这倒是让我十分开心，所以也就不再抱怨。
每当我爸拿出义利的威化饼干，那我就知道他又去北京出差了，那种裹满巧克力的长条形威化饼干是我从小最爱吃的零食。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带一些很新鲜的食物回来，比如一种外皮酥脆的方形烧饼，我以前就从没见过，但味道很好，我也比较喜欢。
我爸说那叫“缸炉烧饼”，是石家庄的特产，我并不知道“石家庄”是什么地方，只听我爸说是河北省的省会，也是他最近出差的目的地之一。
其实我也不理解“省会”是什么意思，听了“石家庄”这个名字，只以为可能跟釜山村差不多，是个大村子。
我当时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用不了多久整个厂区都将会搬迁到这个“石家庄”，而我们也将会在那里生活六年之久，就跟我们在这山沟里的时间一样长。
或许是我爸出差的次数多了，我慢慢地也就适应了，甚至喜欢上了盼着他每次出差回来拿出美食的感觉。
我能适应他出差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1985年底的时候我们家拥有了第一台电视机。
虽然黑白电视机在中国的流行始于六七十年代，但直到八十年代中后期才真正实现了在家庭中的普及。
当时我家买的是北京产的牡丹牌电视机，虽然只有14英寸，而且是黑白的，但却让我们在春节期间赶上了86版《西游记》的首播，所以我印象超级深刻。
家里有了电视机，我每天放学后就闲不住了，哪怕只是当时还看不太懂的《新闻联播》，也能让我在电视机前安安静静坐上好久，自然顾不上想念我爸。
到了1986年，在学校陆续听不少同学说起，他们的父母这段时间都开始出差，因为厂区快要“搬迁”了，说是要搬到另外一个地方去。
具体的消息谁也说不清楚，因为我们的家长常年在保密单位工作，都具有极强的保密意识，在家里从不谈论工作，关于“搬迁”的传闻也只是人们的猜测。
我们小孩儿肯定是理解不了“搬迁”的含义，只觉得厂区在山沟里，那么大的山沟怎么可能“搬”得走？
而且我们这批孩子几乎都是从刚一出生就来到厂区，经历了婴儿时期、幼儿园时期，直到现在上小学，除了每次回北京过年之外就没再离开过。
在我们心中对“另外的地方”根本就没有任何概念，到时候住在哪儿、去哪儿上学、那里有没有跟水库一样好玩的地方，全都是未知数。
所以在我们的讨论之中，没有人希望“搬迁”成为现实，大家都不愿身边熟悉的环境发生改变，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后来这件事几乎成为了所有孩子的一块“心病”，一说起来就要唉声叹气，甚至整日提心吊胆，惟恐它真的会发生。
尽管大家都不想听到有关“搬迁”的确切消息，但在一年级快要结束的时候，它还是来了。
我爸说，厂子明年就要正式搬走了，离开大山沟，迁到石家庄去，也就是前一阵他出差常去的那个地方，那边的新厂区已经开工建设了。
厂里所有的干部、工人和机器、设备都会分批迁往新厂区，然后山沟里的这片老厂区就将彻底废弃，以后我们可能也不会再回来了。
听到这个消息我非常伤心，毕竟对这个从出生起一直生活了六年的地方，我早已经有了感情，自然不想离开。
虽然我也总是盼望着每次过年的时候可以回到北京，去体验大城市的繁华，感受琳琅满目的新鲜事物，跟亲人们团聚，但只有这大山沟才能真正使我自在。
这厂区里地方不大、人也不多，但几乎所有人都互相认识，彼此之间的关系非常融洽，虽然工作和学习也很辛苦，但心情上总是轻松愉快的。
而厂区外的天地又那么广阔，大山、水库、望不到头的农田和果园，还有热闹的大集、总能传出新鲜事儿的村庄，这几年里我几乎从没感觉到无聊。
我爸倒是有些开心，他安慰我说，新厂区在“省会城市”，那可是大城市，比高平县城还要大得多，在那儿生活比在这山沟里强多了，而且，离北京还近。
这倒是让我有些心动，离北京近，那是不是以后可以经常回北京探亲了？而且再也用不着买站票挤十几个小时的绿皮火车了吧？
“搬迁”的消息确定下来之后，我们在学校再讨论这件事的时候，话题就开始集中在“石家庄有什么好玩的”、“厂区这么多东西怎么运走”等等方面。
孩子们各自把在家里听父母讲了什么“共享”出来，我们也就得到了越来越丰富的信息，大家对于“搬迁”的兴趣也就越来越大，甚至开始期待起来。
不过对于“搬迁”的原因，倒是没人想过，我也是好多年之后才了解了当年的历史，明白了为什么我们要离开那座山沟，回到城市。
在山沟里秘密建厂，是“三线建设”数千个项目的其中之一，而三线建设的决策基于“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假设，目的是在战时拥有强大的后方基地。
但时间进入八十年代，中国面临的国际形势相较于六、七十年代有了明显的改善，中美、中苏关系纷纷缓和，战争威胁大幅减少。
同时大量的三线工厂位于国土腹地，虽然建成了众多超大型项目，也带动了大量城市的工业化发展，但受工业布局合理性、交通运输便利性等因素的影响，也产生了不少问题。
于是在八十年代中期，三线建设在国家战略层面逐渐淡出历史舞台，三线企业服从全国经济建设大局，开始进行关、停、并、转、迁等多种调整。
所以我们的厂区才要搬出大山沟，迁往大城市，而且在“搬迁”之后，也就不再是“保密工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