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北上的列车终于驶入北京站的时候，即便刚刚经历了将近二十个小时的奔波，我也会立即清醒并且兴奋起来。
北京站建在市中心区域，所以从火车站出来我就会立刻感受到强烈的视觉冲击。
那高楼林立的城市街景，与厂区所在大山沟里的景色相比，就好像来自于两个世界。
北京站前正对着北京站街，每次我出站之后都要先站在街边看汽车。
在厂区我见到汽车的机会很少，厂里就那么几辆车。
有一辆蓝鸟轿车是领导坐的，还有那辆接送站用的北京吉普，再有就是偶尔送我们去高平县城的黄海大轿车。
除此之外就是厂区外消防队的红色消防车，以及每年几次进厂区运送产品和设备的解放牌大卡车了。
可北京街头的汽车可就太多了，川流不息的马路上行驶着各式各样的小轿车、大汽车、面包车，看得我眼花缭乱。
城里的街上很少有我比较熟悉的吉普车、大卡车，都是些我叫不出名字的小轿车，看上去神气十足。
不过我更感兴趣的是那些用作公交车的大汽车，总把目光投向那些大家伙。
因为小孩子似乎天生会对大的东西更加偏爱，而且小孩子也不太能理解小轿车才能象征乘车人的身份与地位。
八十年代初北京街头的公交车型主要是红白涂装的BK670型铰接式公共汽车和蓝白涂装的BD562型铰接式无轨电车。
那些将近二十米长的庞然大物拉着一二百人在马路上疾驰，看上去真是威风极了。
我两只手扒着路边的栏杆盯着车流，我妈总要花上十几分钟才能把我拉走。
我们每次回北京都是住在奶奶家，火车站有一趟10路公共汽车正好直达。
10路车总站在北京站东公交场站，而另一端的总站就在我奶奶家楼旁，只隔一条胡同，所以我们坐这趟车非常方便。
因为是在总站上车，所以基本都能有座，于是坐在窗边看外面的景色就成了我小时候坐公交车的习惯。
10路车会沿着长安街向西，经过东单、天安门、中南海、西单，从复兴门向南，经过长椿街、牛街，在樱桃园向西到达终点南菜园。
驶过长安街的这一段路程，总会令我无比震撼。
沿途会经过北京饭店、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民族文化宫和民族饭店、北京电报大楼等地标性建筑。
这些地标或高大、或宏伟、或充满特色，抑或三者皆有，对于在厂区看惯了大山的我来说，简直不可想象。
另外跟厂区相比，北京的人也太多了。
10路是比较繁忙的一条公交线路，从北京站开出后没过几站，车上基本就挤得满满当当。
那种身边站满了人的压迫感，甚至比身处满员的火车车厢还要强烈。
还好我当时太小，用不着给老奶奶让座。
而且我们一路坐到总站，也用不着中途下车，不然我真不知道自已能不能从密密匝匝的人群当中“突围”出去。
车窗外大街上的情形同样如此，非机动车道上不可计数的自行车汇集成了一条移动的车河，便道上的行人摩肩擦踵，北京可真是热闹非凡！
当10路车驶进总站南菜园站，短暂的公交车旅程也就告一段落，奶奶家到了。
南菜园位于北京老宣武区的西南角，后来2010年城四区合并，这里并入了西城区，而宣武区也就成为了历史。
1992年二环路通车，这里紧挨着西南二环的白纸坊桥，属于二环以内的中心城区了。
北京中心城区的范围以明清北京城为基础，二环路基本就是贴着原来城墙的轨迹规划的，所以位于二环一隅的南菜园也就略显偏僻。
但在更早的历史上，这里绝对是北京最为核心的区域。
北京的建城史可追溯至三千多年前的西周初年，周武五封黄帝的后人于蓟，位置在今天北京西南二环广安门一带，这就是北京建城之始。
南菜园位于广安门以东几百米，就在蓟城的核心区。
周武王同时封召公于燕，位置在今天北京房山区琉璃河镇，公元前七世纪燕灭蓟，并迁都于蓟，从此北京也称“燕京”。
后来无论在秦汉时的广阳，还是隋唐时的幽州，南菜园都处于城市中心区域。
宋朝时“四时捺钵”的辽国将析津府作为陪都“南京”，城中的宫殿区就在这一带。
再往后金灭辽，海陵王迁都于此，建金中都，北京将近九百年的建都史从此开始。
金中都的宫城坐落于原辽宫殿的基础之上，但规模远超辽宫殿。
皇宫的正门应天门就在今二环路白纸坊桥旁，当时的南菜园是被划在皇宫禁苑之中的。
但仅仅六十余年之后，蒙古大军占领金中都，并将其付之一炬。
当时灭城的惨烈程度，以致于后来元朝兴建元大都时，只得在遗址东北方向另辟新城。
虽然元大都时期南菜园一带没有被划入城池之内，但因这里土质肥沃、水源充沛，从而成为皇家御用的菜田，这也是“南菜园”名称的由来。
明朝时此处仍为皇家菜园，并专设“嘉蔬署”进行管理。
嘉靖年间为抵御北方游牧民族的威胁而增建外城，南菜园又重新归入了北京城中。
我小时候回京探亲，如果是夏天，总爱去奶奶家附近的青年湖游泳池玩水。
从奶奶家的灰色大楼向西出发，当时还没有二环路，经过护城河，五六分钟的路程就能到达青年湖。
当时这里是北京比较有名的露天游泳场，建成于1958年，由此地原本的一个大水坑清淤而成。
当时发动了很多青年学生义务劳动，因此命名为“青年湖”。
但参加建设的青年们，以及后来在游泳池畅游的市民们，恐怕绝大多数都并不知道，那个大水坑居然就是八百多年前金中都宫殿里的太液池——“鱼藻池”。
当时人们的文保意识都相对淡薄，也没人在意自已身边曾经就是一朝皇宫的所在地。
毕竟就连明清时期的北京城墙都已经拆得仅剩两段残壁，更别说是八百年前的金国遗址了。
好在随着国家的发展，针对历史和文化的保护都在不断加强。
现在沿着护城河已经修建了北京建城纪念柱、金宫殿纪念阙、金中都遗址公园、辽金水关遗址博物馆等等，就连应天门故址也立了纪念石刻。
我奶奶家住在距离护城河百米之遥的一座灰色大楼里，跟10路车总站只相隔一条胡同。
那是我爷爷单位的家属楼，据说是50年代采用苏联图纸盖的，大块头儿，非常厚实。
虽然只有四层，高度却跟八九十年代六层的居民楼不相上下，而且要宽得多，典型的苏式风格。
楼里本来是公寓式的单元房，但因为等着分房的职工太多，后来只能按房间分配，结果每户里都住进了两三家人，共用厨房和卫生间。
我奶奶家在一楼，我爷爷当初分到了一户中面积小的一间，只有十平米出头儿。
我没见过我爷爷，我还没出生他就去世了，我奶奶自已一个人住。
不过当我们回京探亲的时候，一家三口就要跟奶奶挤在那一间房里。
因为没有过跟爷爷的任何沟通，奶奶年纪大了耳朵又不好，所以关于家世我知之甚少。
只知道我爷爷当了一辈子工人，从年轻时起就进了他工作的厂子，直到退休。
在日据时期还作为工会的代表跟反动资本家斗争过，曾经引得日本宪兵队牵着狼狗来家里搜查“共产党证据”。
我爷爷的祖籍在浙江绍兴，据说是往前几代的先祖在清朝顺治年间给当地一位大官当师爷。
后来东翁官升一品，进京就职，我们那位先祖也就跟着进京了。
据说绍兴老家那边是个大家族，曾经也是某县的名门望族，族谱都记了数百年。
有一次老家来信说是要举办什么大型的宗亲活动，我爷爷身体不好就派我爸去参加，我爸还在族谱上看到了自已的名字，只是已经没有任何熟人了。
不过从族谱上看，我们也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绍兴本地家族，不知是哪朝哪代从大西北南迁至此的。
我后来每次去到绍兴或者大西北，都会产生莫名的亲切感，不知是不是来自基因中的遗传。
还有我从小就戴在身上的玉虎挂坠，也不知道是族谱上哪位先祖流传下来的。
只知道规矩是传给每一代最小的男丁，我爸是他这一辈中最小的，而我又是家里的独子，于是就传给了我。
跟我爷爷一样，我奶奶也不是纯正的北京人，她是满族人，还是旗人，她的先祖是跟着清世祖顺治皇帝进的北京。
清朝在北京施行“满汉分治”，把所有汉人迁出北京内城，内城只允许旗人居住。
我奶奶家属于正白旗，是满族“上三旗”之一，直接归皇帝统辖。
正白旗在北京城的居住地分布在皇城东北方向，主要是东直门内和朝阳门内的区域，国子监、雍和宫、北新仓、南锣鼓巷等地都在其中。
听说我奶奶家的老宅就在皇城根下，钟鼓楼西边的胡同里，现在胡同还在，只是宅子早就变样儿了。
若按清朝“旗民不结亲”的祖制，我爷爷和我奶奶是断然没有机会成亲的。
所以说还要感谢封建王朝的衰落，他们才有机会结婚，也才有了我们这些后世子孙。
我爷爷和我奶奶结婚之后，我奶奶就搬出了内城的老宅，住进了我爷爷位于老宣武区枣林前街的四合院。
后来我爷爷单位分房，他们又搬进了楼房，也就是我们回京探亲时住的地方。
顺便说一句，他们之前住的四合院跟我姥姥家的四合院在同一条胡同里，那里也是我父母从小一起长大的地方。
小时候每年在北京探亲的几天时间里，我几乎会全程保持兴奋的状态。
因为北京跟山沟里有太多不一样的风景，繁华的街道、好多好多高楼、数不清的公园、琳琅满目的商业设施，我根本看不过来。
我甚至舍不得多睡一会儿，每天一大早就要起床，闹着出门坐大汽车、去公园玩儿。
事实上即便我想睡懒觉也不太容易，因为10路总站离我奶奶家太近了，我几乎每天早晨都是被总站里发车的铃声吵醒的。
在北京真的有太多地方可去，因为我们每次在北京只待几天，所以每天的行程是需要提前规划的，只能安排最想去的地方，总要面临一番痛苦的取舍。
我那时候最爱去的地方包括天安门广场、中山公园、北海公园、陶然亭公园、动物园，这些地方是必去的。
当时北京的市内交通远不如现在便利，基本上出了“四九城”也就是老北京城内城的范围就不那么方便了。
毕竟当时北京“四九城”以外就是大片田地了，路网和交通设施的建设还没铺开。
我喜欢去天安门广场是因为爱看天安门城楼，而且广场上人多，特别热闹，在山沟里冷清得久了就喜欢热闹。
喜欢去中山公园是因为里面有个儿童游乐场，可以开电瓶车、碰碰车，还能坐飞椅。
去北海公园是因为每个北京孩子都会喜欢在北海里“荡起双桨”，我虽然不是在北京长大的，但我父母是曾经的“北京孩子”，他们喜欢。
喜欢陶然亭公园是为了那里的大雪山和大象滑梯，那几乎是属于八十年代北京孩子共同的童年回忆。
动物园就更不用说了，哪有小孩子会不喜欢动物园呢？虽然我在大山沟里也能见到很多野生动物，但跟动物园里来自世界各地的动物比起来根本不值一提。
去得再远一些的地方，就是北京西郊的香山了，因为我有个姑姑住在香山脚下，所以每次回北京都会去一次。
现在从市区坐地铁去香山，只要一小时路程，但在八十年代初需要将近三小时。
往郊区去的公共汽车很难等的，而且途中都是田间土路，十分颠簸，下了车还要再走半小时山路才能到我姑姑家。
不过当1982年中国第一条游览索道在香炉峰开通运营的时候，我也有幸成为了最早一批乘客。
另外我对博物馆的兴趣真的是从小养成的，从三四岁起每次回北京都一定要逛军事博物馆、自然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革命历史博物馆也就是后来的国博。
我爸很支持我参观博物馆，我妈却不太理解，她总笑我傻，说在博物馆一看就是一整天，也不知道看得懂看不懂，还不如去逛公园。
其实我是真的对军事、对历史、对自然科学感兴趣，长大以后也成了名副其实的“博物馆控”，每到一地首先就要往博物馆跑。
每次回北京的时间实在是太短，不够我把想去的地方都去上一遍，令我从小就经常体会遗憾的滋味。
而且偶尔还会遇到一次特殊情况，而且是当时作为小孩子的我无法理解的。
比如1984年4月美国总统里根访华，正好那时候我也随父母在北京探亲。
结果原本计划要去天安门广场的那一天，却去不成了，我们的行程只能取消。
我不知道“里根”是谁，也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来了我们就不能去天安门，于是就在奶奶家哭闹起来。
最后我妈只好对我说：“里根害怕人多，生人多了他就拿棍子打人。”
可面对如此荒诞的理由，当时的我居然就相信了，不再闹着要上街。
只是从此在我心中里根成了一个“挥舞着棍子满街乱打的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