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八十年代中期，物资供应的紧张程度有了明显缓解，日常吃喝用度相比之前开始逐渐充裕起来。
印象里那时候虽然我家餐桌上的菜还是以土豆、白菜这些易储菜为主，但主食基本上很少有小米、棒子面这些粗粮了。
而且也不再是每周只能吃一顿肉，而是每隔两三天就能吃到一次用肉丝、肉片炒的菜。
不过鸡蛋还是有些紧俏的，几乎家家都缺鸡蛋。
在肉食不足的年代，鸡蛋的作用就很大，既能补充营养，又能解馋。
家里有人生病了需要鸡蛋、有孕妇产妇需要鸡蛋、养小孩儿需要鸡蛋，哪怕就是单纯嘴馋了也想吃鸡蛋。
但是在主要物资都要凭票供应的年代，每人每月只能买半斤左右鸡蛋，也就四五个，根本不够吃。
我记得小时候曾跟父母一块儿，去厂区附近的村子里换鸡蛋，那也是十分有趣的记忆。
村里人往往会在院子里养一些鸡，过年的时候有鸡肉吃，平时更可以供应鸡蛋。
这在当时令很多城里人羡慕不已，城里人要凭票买鸡蛋，得一个个数个吃，而农村家庭却可以自已产蛋。
所以一些头脑灵活、胆子又大的村里人，会带着自已家的鸡蛋到城里去卖。
但他们往往不收钱，而是收粮票，因为农村人对粮票同样是有需求的。
八十年代已经有农民工进城务工了，他们在城里吃饭也要付粮票。
另外有孩子进城上学的家庭，也需要积攒足够的粮票。
所以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有很多农民专门带着自家的农产品进城换粮票。
而因为鸡蛋是其中最为重要的“硬通货”，所以这些农民也被称为“捣蛋部队”。
其实这种行为在当时属于违法行为，因为那个年代粮食统购统销，粮票是禁止买卖的。
但毕竟买方和需求和卖方的需求都十分旺盛，所以这种鸡蛋换粮票的事情在全国各地都屡禁不止。
不过我们那边的情况比较特殊，其它地方的农民都希望用自家的鸡蛋换来粮票，而我们附近的农民却只想卖钱。
因为山西的农民乡土意识比较浓重，很少外出务工，就愿意守着家园，要粮票用处不大，还不如攒钱压箱底来得踏实。
其实我父母进村换鸡蛋，也是厂里其他人共享的信息。
因为村民们是不敢公开叫卖的，毕竟严格来说有点儿“投机倒把”的嫌疑。
换鸡蛋的价格，最早是五分钱一枚，这价格在当时算是相当便宜的了。
不过后来厂里人听到消息都去换鸡蛋，结果从“买方市场”炒成了“卖方市场”。
鸡蛋的价格自然也就水涨船高，从五分钱到七八分钱，再到一两毛钱，时间不长翻了几倍。
但就算价格高点儿，该换也还是要换，因为家里鸡蛋实在是不怎么够吃。
而且以我家当时双职工、独生子的实际情况，钱还是够花，这个价格也能接受。
只是我爸的性格向来谨慎，不敢去人多眼杂的大村子里换鸡蛋，生怕被人盯上甚至当场抓获。
所以我们几次换鸡蛋，都是去的水库北边的山村。
水库北边是回沟村，这个村子靠近水库北岸，在山根儿底下的一片坡地之上。
回沟村面积不大，连釜山村的一半都赶不上，是个小村。
从这里再往北，就要上山了，山林茂密，有小路通往老北坡。
在回沟村和老北坡之间，依山势还零星散落着一些农户院落。
那里只有近十户人家，甚至连山村都算不上，人口也极少。
毕竟住在山上并不方便，离田地很远，物资运输又不便利，每日进出都很辛苦。
也只有上了年纪的人愿意守着这些祖辈传下来的老屋，年轻人们早就下山寻出路去了。
因此各家各户多是只有老人留守，勉强靠种一些田、放两头牛、养几只鸡过活。
不过这些山里的农户养鸡却是很有优势，他们的鸡都是“半散养”状态。
在平原上养鸡，只能在院子里搭个鸡舍，每天喂些碎谷物和糠麸。
这些圈养的鸡活动量很小，食物的营养也有限，所以无论产蛋还是吃肉都要略逊一筹。
而在山上养鸡，白天可以把鸡放出去，让鸡满山坡自由活动。
到了晚上才把鸡收拢回院子里的鸡棚当中，第二天再放出去。
山林那么大，有得是青草和昆虫，食物异常丰富，且还能“荤素搭配”。
这些半散养的鸡整日每山跑，饿了自已觅食，渴了还有山泉水喝。
于是它们的肉质极佳，就连产的蛋也更大、更好吃。
不过凡事有两极，散养不光有好处，自然也会有缺点。
山林里野物极多，很多野兽和猛禽都会对鸡下手。
比如野猪、蛇、黄鼠狼就都极爱祸害鸡，天上的老鹰也会不时俯冲下来抓鸡。
农户应对的办法一般是再养一对大鹅。
大鹅被称为村中一霸，小型的野兽和猛禽都对它们忌惮三分。
有了这些大鹅“镇场子”，鸡的那些天敌几乎都不敢靠近农户周边。
因此各家的鸡换了一茬又一茬，而大鹅却是始终不会出售或者食用的。
我们换鸡蛋的目的地就是这里，早听说这里散养鸡下的蛋好，而且山上的村民也更淳朴些，价格相对便宜。
星期天，我爸我妈带我从厂区出发，经过水库南岸的滨水绿道，再穿过西岸的堤坝，绕行了大半个水库，来到北岸。
从山脚下的回沟村旁边小路上山，在茂密的山林间沿着曲折的小路又走了几百米，才到达这一片零星散落的民居。
从家出来到此处已经走了几里地，还爬了一段山，真的是十分辛苦。
不过这山中林木遮天蔽日，地面铺满花草和青苔，能听到潺潺水声却看不到溪流在何处，鸟叫虫鸣不绝于耳。
空气更是极为清新，草木清香沁人心脾，用现在的话说就是“天然的大氧吧”。
一条蜿蜒的小路向上延伸，连接着那十几户小院，偶尔传来两声低沉的牛叫，农户附近山坡上还能看到鸡和鹅在悠闲地觅食。
这样的环境犹如世外桃源一般，我爸表示来这一趟就当是郊游也极为不错。
换鸡蛋就是看好有鸡棚的院子，一家家敲门，询问主家换不换鸡蛋，什么价格。
顺路从下面问起，一路向上，这里基本上每家每户都养鸡，不过愿不愿换、想怎么换，又每家态度都不同。
敲门之后，来开门的几乎都是老人，说起换鸡蛋，随口就能报出价格，显然早有经验。
前几家报的价格多在每个鸡蛋一毛钱到一毛五之间，而且还要粮票。
因为他们家中都有外出务工的劳力，农民在城里吃饭也是要用到粮票的。
当时县城已经开始了较大规模的基础建设，村里年轻人大多进城找生计去了，毕竟山村生活不易。
不过我妈觉得这样的价格跟供销社区别不大，尤其是还省不下粮票，那也就失去了意义。
直到最上面的一个小院子，敲门后等了好久才有个年纪很大的老太太来开了门。
那个老太太满脸皱纹，步履蹒跚，身材十分瘦弱，样子看上去就令人心疼。
听说是要换鸡蛋，老太太连忙表示她家的鸡蛋品质很好，价格每个一毛八，而且不要粮票。
一毛八的价格是这一片最贵的了，最便宜的一家只要一毛钱一个鸡蛋。
不过人家不要粮票无疑具有很大的吸引力，我们上山换鸡蛋的主要目的其实就为了省粮票。
老太太还特意从院墙边的鸡棚里捡了一个鸡蛋出来给我们看，典型的红皮土鸡蛋，个头儿又大，品质果然不错。
经过一番商量，也可以说是我爸在我妈的劝说之下，最终同意了就在这家收鸡蛋。
我爸觉得一毛八的价格实在是高了，而我妈觉得能省粮票最重要。
或许更主要的原因，是我妈觉得那位老太太非常可怜，想要帮帮她。
老太太请我们进院，先安顿我们在院中央小板凳上坐下，然后就拎着篮子去鸡棚捡鸡蛋。
我妈说要换十五个鸡蛋，而老太太却拎出来大半篮足有二十多个鸡蛋。
接下来坐在院子里，跟我妈一起一个个挑选，专挑大的往我妈背的帆布包里放。
见对方这么淳朴，我妈十分感动，跟人家拉起了家常。
老太太说只有她和她老伴儿两个人住在这里，她们有两个女儿早嫁到山下村子里了，所以要粮票也没用。
还说其实在山上养鸡并不轻松，虽然可以散养，但要操心的事情还是挺多的。
夏天还好，山上的野兽不缺食物，院子里养了大鹅，多数人家还养狗，所以野兽们轻易不会打鸡的主意。
但到了冬天，觅食不易，野兽们耐不住饥饿自然就会铤而走险，趁夜溜进院里偷鸡。
而且有些最爱偷鸡的“惯犯”，还是极不好惹的，尤其是黄皮子。
对于“狐黄白柳灰”五仙中的“黄大仙”，村里人可都是极为忌惮的。
即便遇到黄鼠狼在自家院子里偷鸡，也顶多只敢撵走，而且还得好言好语地“礼送”。
因为这黄皮子不但邪性，而且脾气还大得很，打不得骂不得，不然就会倒霉。
这时候鸡蛋也挑完了，钱也付完了。
老太太把我妈递过去的两块多钱小心翼翼地叠好，收进用作钱包的手绢里，一脸满足的神色。
正事儿办完了，气氛也就更加轻松起来，老太太邀请我们再多坐坐，好好休息一下。
正好我们从厂区出来走了挺远的路，其中还有一段颇陡峭的山路，也确实累了。
而老太太似乎是好不容易遇到有人能来陪她聊聊天，显得很是兴奋，看上去很希望我们能多留一会儿。
于是我们继续坐在小院当中休息，而老太太则顺着刚才的话题，讲起了这山里与黄皮子有关的邪性事儿。
回忆中是在十几年以前，就在从这里向下不远的一处刘姓人家，靠种田为生，也在院里搭棚养了十几只鸡。
那年冬天特别冷，一连下了好几场雪，天寒地冻，大雪封山。
一天晚上刘大爷出去串门，到附近人家喝了顿酒，天都黑了才晕晕乎乎往家走。
走到家门口，刚推门进院，猛然间从鸡棚那个方向阴影里窜出来一个黄色的影子，朝着大门这边冲了过来。
刘大爷被吓得一激灵，酒顿时醒了一半，屋里灯光映射在雪地上，帮助他认清了那个影子正是一只黄鼠狼。
这黄鼠狼个头儿不小，眼睛泛着绿光，十分瘆人。
仔细辨认还能发现，黄鼠狼的嘴巴周围有一圈黑毛，据说这样的黄鼠狼那就是已经有点儿本事了，不好惹。
其实往年黄鼠狼倒是不常来院子里打鸡棚的主意，它们对人类抱有足够的忌惮。
估计是那年冬天雪太大，它们实在是觅食不易，这才不得不铤而走险。
要是平常的话，刘大爷也不敢轻易招惹黄皮子，毕竟对方有个“黄大仙”的名头。
可那天他猛然间被眼前的黄皮子吓了一跳，又刚喝了酒，酒劲儿上头，怒气拉满。
只见刘大爷顺手抄起靠在院墙上的锄头，嘴里大骂“你个狗日的”，锄头就照着眼前的黄皮子抡了过去。
这黄皮子身段十分灵巧，身子一歪就躲过了当头砸下来的锄头，并且就势向刘大爷身后的院门蹦去。
听到院里的动静，刘大娘打着手电从屋里走了出来，看到了刘大爷拄着锄头站在院门口。
刘大娘问道：“你刚回来？拿着锄头干啥呢？刚才什么动静？”
刘大爷倒也平静，含糊地回答：“没啥，院里进了个黄皮子，我给它一锄头，没打着，跑了。”
刘大娘听完大惊：“那玩意儿邪性得很，你把它撵走就得了呗，打它干啥？”
接着用手电光照过来，却在刚才刘大爷抡锄头的地方，看到地上有一撮黄色的毛。
看来刚才刘大爷那一锄头虽然没伤着黄皮子，却也刮到了它，还让它留下了一撮毛。
刘大娘当时就急了：“你看看，把它惹急了回来报复你！”
刘大爷酒劲儿还没过去，直接把眼一瞪：“怕球！它再能还不是让我打跑了！再来还砸它！”
然后把锄头往墙边一甩，刘大爷就进屋上炕睡觉去了。
刘大娘无奈，只好跟着回屋，要想收拾刘大爷也只能等明天他酒醒之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