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仗要师出有名，打仗要计算财政，打仗要死很多人。无论是现代，还是古代，打仗不是随随便便的决定，牵一发而动全身，说的就是打仗这种事。甚至很多的战争就是朝代兴亡的转折点，不是一句话就可以立马开战的那种。
在很多人想象中，古代皇帝是绝对权力的化身，说打仗就打仗，说征讨就征讨。似乎只要皇帝一声令下，百万铁骑随时可以南征北战，疆场血染，不需要任何顾忌。
可真实历史中的战争，远远没有那么简单。哪怕皇帝再独断专行，真要开战，首先要掂量国库里的银子够不够、粮草能不能筹齐，还要过朝堂上一票大臣的合议。没有财政的支持，没有官僚体系的执行力，皇帝想打仗，往往连军队都拉不出去。
这并不是皇帝没权力，而是古代战争本身就是“国运级”事件，动辄耗尽家底，不是凭皇帝一时之意就能任性开启的。
古人说“兵者，国之大事”，但这“国之大事”，最首观的体现就是烧钱。你要出兵，可不光是喊口号。咱们用几个真实数据给你算笔账：
汉武帝时期，几次大规模出征匈奴，每次动员二三十万人，军费开支占国库总收入的70%以上。汉武帝朝财政最紧张的时候，连太后的金印、宗庙器物都熔了铸钱。
唐太宗高句丽之战，两次大征调动十余万兵马，光是海运粮草就耗尽江淮赋税，战事一停，国库空虚，地方怨声载道。
明朝万历期间，朝鲜之役、宁夏之役、播州之役三线作战，国库亏空到需要靠内帑、太监贪腐所得来填补，连皇帝自己都不得不节衣缩食，朝臣叫苦连天。
战争就是吞金兽，没有财政的支持，你有再大的野心也只能空想。
别以为皇帝是“我高兴就开打”的独裁者。实际上，古代的财政、物资、军队调配，都离不开官僚系统。
明成祖朱棣北征蒙古，每次出兵都提前一年筹粮，调集全国转运河粮食至大同、宣府、榆林等边塞。没有地方布政使、都指挥使、转运使的配合，连军粮都备不齐。唐玄宗平叛安史，临时征调河东、河北粮草，运不及，军心涣散，几次战役功亏一篑。
清朝乾隆中期平定大小金川，每次战役军费白银几百万两，不得不额外加征“加派银”，民间负担骤增，财政濒临破产，连京师防务都捉襟见肘。没有财政保障，军队就是一盘散沙，哪怕皇帝有天大的权力，也只能眼睁睁看着战争计划流产。
历史上很多皇帝虽然想打仗，但大臣们拦得死死的。不是大臣怕打仗，而是他们清楚利害得失，知道国家根基经不起折腾。
仁宗朝，西夏屡屡挑衅，仁宗本想一战定边，但朝堂上范仲淹、韩琦等群臣坚决反对，理由是国力不足、军队久不经战、边防松弛。仁宗最终只能退让，选择守势。
万历皇帝本人其实主战，特别是对朝鲜援军出征，他一开始极为积极，但兵部、户部反复上疏陈述财力难支，拖延战期。最终打成持久战，万历也被迫接受“能收手就收手”的结局。
太宗生前屡攻高句丽未果，玄宗继位时再有人建议征高句丽，朝堂群臣大多沉默。最后玄宗采纳张九龄之策，不再贸然北征。
大臣们不是全都软弱无能，而是他们比皇帝更清楚财政、民心、军力的极限。真要强行开战，大臣有权集体劝谏、反对、甚至阳奉阴违，让战争难以推进。
历史上真有皇帝不听财政和大臣劝阻，结果呢？大多数时候都引发灾难。
隋炀帝三征高句丽。三次大规模远征，最大一次动员百万大军（号称），实际能战部队也有二三十万，耗尽国库、民力，百姓破产、徭役繁重，最终引发隋末大乱，隋朝亡于战后几年。
唐肃宗急征回纥。安史之乱期间，肃宗为求速胜，不顾财政极限，高价招募回纥兵，战后却无法兑现赏银，反被回纥趁机劫掠洛阳、长安。
清嘉庆征白莲教。嘉庆帝急于讨平白莲教，调集十余省兵力围剿，财政崩溃，被迫向地方加派、动用内帑，地方官员趁机敛财，民变西起，反成恶性循环。
打仗是国家级的系统工程。古代的皇帝再想开战，也离不开财政支撑、官僚系统配合、民心支持、军队准备。战争从来都不是皇帝一句话的事，而是国家机器协同运作的结果。
如果写历史、写穿越故事时忽略了这层复杂性，写成“皇帝挥手百万兵随行”的场景，那基本就是脱离真实历史的幻想剧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