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中国的政治体制里，有一个根本悖论：一方面自称“以法治国”，另一方面却默认皇帝是法律的“源头活水”——也就是说，皇帝既是法律的制定者，又是唯一的例外。
那么问题来了：谁来监督皇帝？
你可能听过历史课本里的那些“御史弹劾”“谏官进谏”的美谈，比如御史大夫指天骂帝、谏官进言如流。听起来制度很完备，实际上却是“看起来很美”。在多数时间，这些监督者就像站在虎前的小猫，叫声再大，咬不下去。
汉代设有御史大夫，名义上“掌纠弹百官”，但你别以为他真敢弹劾皇帝。实际上，他的职责是弹劾官员、维护皇帝“圣明”——皇帝若是错了，那一定是“被人误导”或者“蒙蔽圣听”。
唐代的谏议大夫，更像是“提意见部门”，发发牢骚可以，真要动摇皇权，立即贬官发配。你可以批评，但不能挑战。
明神宗朱翊钧，也就是“万历皇帝”，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情：从二十多岁开始，到他死前多年，整整三十年不早朝，不上班。
群臣“发疯式”上折子，请愿、进谏、哭诉、劝进，无数人头破血流地撞在“不上朝”的铜墙铁壁上。
但法律拿他没办法，因为他是皇帝，他愿意不干活，那就没人能逼他。这不是行政惰政，这是法律制度的崩坏。
就算朝堂设置了谏官、给事中、都察院，这些机构也根本“打不进龙心”。
明清两代设有“六科给事中”与“都察院御史”，这些机构本是监督百官、规劝皇帝的“体制之眼”，听起来像是古代的监察系统。
可实际上，这些人不是制度的“盾牌”，更像是“皇帝的喊麦”。
比如六科给事中，敢写折子骂皇帝，顶多是“流放”“贬谪”甚至“打屁股”，但只要骂得不出圈、惹得起，皇帝反而觉得“朕广纳忠言”。
有个叫杨涟的东林党人，就因为上奏章揭露魏忠贤“十大罪状”，触怒天颜，结果被关入诏狱活活折磨致死。
他的奏章没有违法，可皇帝看不顺眼就是罪。
这就像是一场皇帝主持的“假民主”：你可以骂，但别太真；你可以监督，但不能动摇我的决定。你是制度的工具人，而不是对权力的真正制衡。
古代中国的法律体系里，有一个“核弹级”的武器——“诏狱”。
什么是诏狱？就是皇帝一句话，把人关进特设的监狱，无需审判，无需定罪，拷问逼供，甚至“打死不赔”。
比这更可怕的是，皇帝的“诏书”可以定罪，也可以赦罪。
你今天是罪人，明天一纸诏书下来，立即“既往不咎”。反过来，你哪怕是清官廉吏，只要一句“朕甚不悦”，明天就能“问斩午门”。
古代中国还有一个“特殊群体”——宗室贵族。
他们通常不受普通法律约束，除非“谋反”“大逆”，一般的违法行为都由“宗人府”内部处理，结果嘛……你懂的，都是“家丑不可外扬”。
而对于皇帝犯错，更是无人问责。出事了怎么办？找替罪羊。
这就是皇帝豁免权：法不责君。
说到底，古代的“监督机构”真正的功能，不是制衡权力，而是维持体制的合法性幻觉。
让老百姓看到“朝廷有人说话”，让读书人觉得“言路畅通”，让外界误以为“制度完善”。但一旦皇帝动真格地“出招”，这些机构立即收声、噤言、站边。
就像现代社会的“橡皮图章”、“假监督”，真正的法治不是靠“皇帝开明”维持，而是靠制度能运作、责任可追溯、权力有边界。
而古代中国最大的问题就是：责任链条永远断在皇帝处。
我们可以说，古代中国不是没有制度，也不是没有监督，而是这些制度都成了“空心的摆设”。
皇帝不守法，制度就无法执行；皇帝能一纸诏书推翻所有判决，那制度就成了他“随用随弃”的工具。
真正的法治，不是让皇帝“愿意守法”，而是让他“不守法也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