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政治有一个基本假设：老百姓天性愚昧、冲动，不能依靠理性和规则自我约束，必须靠权威与恐惧来维持秩序。这种观念最早可见于《论语·泰伯》里的一句话：“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翻译成现代话，就是：“让老百姓照着做就行了，别指望他们明白为什么。”
从这个思维出发，治理国家最有效的方式不是教化，而是威慑。威慑怎么来？靠“酷刑”。
酷刑的意义不在于“解决一个罪犯”，而在于“吓住一大片群众”。这和现代法治逻辑截然相反：现代法律讲究“罪刑相适”、“保护人权”；而古代司法讲的是“震慑力”、“维护尊严”。
为什么历史上对酷刑的批评那么少？不是没人反对，而是反对者的声音被压了下去，更多人甚至认同这种逻辑。明清以来的《大明律》《大清律例》，都设定了极其细致的“酷刑程序”，比如：
“夹棍”：为了逼供，夹脚骨。
“杖责”：当众抽打，一定要“见血才能算数”。
“凌迟”：以千刀分尸，强调的是“心理震慑”。
在这些律例的背后，是对老百姓“不得不严”的深刻不信任，而这种不信任，被整个社会结构所默许。
我们常说“杀鸡儆猴”，其实就是中国酷刑文化的浓缩逻辑。它不是针对“罪行”，而是针对“观众”。
比如，一个县官发现下属贪污，明明几句话就能解决，但他偏偏要当众审讯、当众杖责，甚至连夜传唱，目的只有一个：吓住其他人。
酷刑不在于“形式”，而在于“控制逻辑”。
很多统治者都迷信“法重则治”，认为只要法律足够严，老百姓就不敢犯法。但历史一再证明，这种逻辑是有巨大风险的。
比如西汉文帝“废肉刑、轻徭赋”，社会反而安定；而唐代后期“重税重刑”，却导致百姓揭竿而起。
这是因为：酷刑确实能暂时让人害怕，但同时也制造了恐慌、不信任，甚至引发逆反。
尤其是当酷刑不再只针对“真正有罪的人”，而是被拿来打击异己、陷害政敌、压制不同声音时，它就不再是法律工具，而是权力的私器。
就像明代严嵩时期，锦衣卫用酷刑办案，很多冤案就此发生：
不许解释，一言不合先上夹棍；
拷问家属、威胁亲友，让你不得不屈服；
被“严刑逼供”之后，就算翻案，也己经是“生不如死”。
这种司法实践，非但不能建立秩序，反而会瓦解“法律的公信力”。
中国古代重视“天命”、“社稷”、“天下大势”，而对个人的生命价值重视不高。
孔子说：“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强调的是秩序；韩非子则首接提出：“法不阿贵，刑不避亲”，但现实中，对上宽容、对下残酷成了常态。
在这种政治哲学下，一个人的死，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个死“对社会有什么用”。
如果这个人是罪犯，那他死得其所；
如果这个人是冤枉的，但能“保全天下安定”，那也“值了”。
这就导致酷刑在文化中有了“合理化”的解释：即使不对，也“有用”。
清代文学中，《儒林外史》《官场现形记》常常描写官场中的“人命如草”，一纸判决就送人上路，而百姓麻木旁观——不是因为不懂正义，而是“早就习惯了”。
酷刑不只是过去的铁链和刑具，它还活在我们今天的制度缝隙、公共舆论、情绪表达里。
你有没有想过：
网络上“人肉搜索”一个素人，只因为一句话，就发动全网羞辱；
企业管理中“以罚为主”，出了事不是协商改进，而是公开罚钱、罚站；
社交媒体上动不动就是“该死”、“应该活埋”这种语言……
这些是不是就是“酷刑”的现代回声？
而更值得警惕的是：我们己经习惯了。就像古人围观刑场、今天围观网络暴力，情绪在咆哮中找，却不知自己成了另一个“刽子手”。
酷刑文化能持续三千年，不是因为它有道理，而是因为我们一代代人没有认真去质疑它、反思它、摒弃它。
酷刑对于中国古代的人民不止是身体上的伤害，更多的是因恐惧扭曲的娱乐化心理，当作为人的怜悯心都不复存在，那么整个民族都有点病入膏肓的样子。最为重要的是，酷刑制度是古代以皇权为代表的统治阶级政治暴力合法化的工具，老百姓往往是被刑罚的对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