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马天明，生于1980，是“八零后”中最“老”的一批人。
不久前我还是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的产品经理，在“996”的节奏里混混沌沌地生活，昏天黑地。
不过现在我解脱了，公司大规模裁员，而“八零后”员工在互联网企业里无疑是最大的“异类”，于是我彻底地清闲下来了。
求职市场上35岁的年龄门槛树立已久，更别说我已经过了40岁。
不出意料地，两个月过去，几百份简历海投出去，全都石沉大海。
好在工作二十年下来还算小有积蓄，所以短期内我倒是用不着为生计发愁。
不过习惯了忙忙碌碌，忽然闲下来反倒很不适应。
投简历没反馈，于是现在我只有两件事可做，一是讨要补偿款，二是逛博物馆。
在裁掉我的公司干了十年，补偿金如果按N+1来算，足有三十万。
只是这笔钱一直被拖欠着，讨要无果，只好去劳动争议仲裁委员会提交了仲裁申请。
接下来等待结果的大把时间，就只好靠逛博物馆来打发了。
我近乎狂热地爱好历史，每到一地必逛博物馆，在刚“自由”下来的时候还曾经“窃喜”，终于有机会逛博物馆了。
但当我几乎逛遍了全城所有各种各样的博物馆之后，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打发日子了。
前些天张杰发消息约我喝酒，正在郁闷当中的我求之不得，马上答应下来。
张杰是我的“发小儿”，真正一块儿光屁股长大的那种。
他姥姥家跟我姥姥家在同一条胡同，西二环里头，广安门内枣林前街。
两家一直是街坊，他父母跟我父母小时候一块儿上小学、中学，接下来一块儿下乡插队，再后来又进了同一个厂子工作。
张杰跟我是在同一家医院出生的，当时我们俩的父母在山西工作，当地医疗环境不佳，生孩子时都回了北京。
在姥姥家门口的宣武医院，我俩几乎是前后脚出生，他比我早出来六天。
然后满月的时候，我们都跟着父母回到了山西的家，那个山沟里。
接下来自然又是同一个幼儿园、同一个小学，后来一块儿离开山西，跟着父母的工厂迁往河北，最后分别回到了北京。
不过再往后我们就开始“渐行渐远”，张杰进了父母厂子在北京的兄弟单位，我不屑靠父母关照安排工作，于是自已凭兴趣找了IT企业。
当然最终的结果显而易见，他的工作悠闲且安稳，干到退休绝无问题，而且待遇应该不逊于多数央企，而我却已经失业了。
张杰知道我失业了，所以特意约我喝酒，就是想帮我减减压。
我们在一起时总是十分放松的，而且彼此之间不用有任何的忌讳，毕竟都四十年的交情了，并且双方家里还是世交。
张杰是个胖子，酷爱美食、美酒，但酒量一般，几乎逢喝必醉。
以前我俩出去旅行，每到一地，我必打卡博物馆，而他必打卡“美食榜”。
这小子本意是帮我减压，结果两杯酒下肚就开始了我俩每次喝酒的传统节目，酒桌上又发展成了“互黑现场”。
这主要是因为我们的童年时期和少年时期几乎天天待在一起，有着太多的共同话题了。
“老马，你没忘了初一那年郭茜她哥追着你满操场跑的事儿吧，是因为什么来着？”
“不就是撤了她的凳子嘛，摔个跟头也至于告诉她哥打我，真没劲！那次我挨揍你也不帮我，真不仗义！”
“我凭什么帮你？那次在学校旁边游戏厅三个小痞子拦着咱们要钱，你不也自已跑了吗？！”
“他们上来就围着你要钱，根本没搭理我，我还不跑？我主要是怕真动起手来，我再把他们打坏了，还得赔钱！”
“你就吹牛逼吧！难怪从小就是吹牛大王！！”
吹牛大王……这个外号好像很久很久没人叫过了，印象里已经是上幼儿园时候的事儿了，我都快不记得了。
“哎老马，小时候的事儿你还记得吗？你好像还撞过邪……”
“撞邪？！”
“可不是嘛！记得是你三四岁的时候撞邪了，天天哭，天天喊‘怕狼’，后来你妈带你去村里找了‘地仙’驱鬼才把你治好！”
张杰的话突然勾起了我记忆深处的往事，那些尘封已久的、朦胧的、碎片化的记忆。
接下来的时间我继续跟张杰喝酒、吹牛，直到深夜，最后又是我费劲全力扶他回家。
不过我心里却一直放不下刚才谈论的话题，一连几天持续陷入幼年时大山沟里的回忆当中。
一九八零年五月，我在北京宣武医院出生。
一个月后，跟随父母在北京站坐上绿皮火车，向南到河南新乡站下车换乘。
然后在新乡站等几小时，换上一列向西的绿皮火车，驶向太行山区，最终在山西高平以北的西阳村站下车。
在那个我印象当中最小的乡村车站，除站台外仅有两个房间，一间是售票室兼作值班室，另一间就是我父母所在工厂的专用中转站。
在中转站见到接站人员，然后坐上一辆看上去风尘仆仆的绿色212吉普车，它将送我们回家。
吉普车行驶在泥泞的土路上，朝着西北，驶向大山深处。
因为六月正是雨季，而这条路全年也不会有多少车辆经过，所以也就没必要进行常规养护。
只有当重型设备需要运进，或者产品需要运出的时候，有关部门才会进行专门的整修。
于是，吉普车几乎全程都在剧烈地颠簸，四五公里的路程往往需要半小时才能到达。
颠了许久之后，道路东侧途经了一个村庄之后，前方道路西侧一大片水面映入眼帘，那是一座水库。
到此处，土路走到了尽头，前方出现了平坦的水泥路面。
水泥路的西侧是水库，东侧则出现了学校、商店、招待所，甚至还有一个颇具规模的消防队驻地。
难以想象，我们已在深山之中，且这里明显人烟稀少，但这里出现的设施甚至堪比当时一个县城的规格。
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面，继续沿路而行，前方闪现一座山谷，入口处两山之间相隔五十米左右，这里就是厂区大门口，值班室、警卫室俱全，铁门紧闭，岗亭里站岗的是荷枪实弹的士兵。
停车查验过后，铁门打开半扇，吉普车驶入山谷。
山谷里的景象如同陶渊明在《桃花源记》中所说的，“初极狭，才通人。复行数十步，豁然开朗。”
这里也一样，山谷逐渐开阔起来，宽至二百米。
道路西侧是医院、幼儿园、电影院，东侧是接连几栋四层高的居民楼，俨然就是一个功能完备的生活区。
吉普车停在其中一栋居民楼下，这里就是最终的目的地，我们在山西的家。
如果吉普车继续驶向山谷深处，我们将会看到军队驻地、办公楼和超大规模的厂房。
实际上，彼时刚满月的我在吉普车上睡了全程，连续二十个小时的火车之旅早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
关于这座山沟里的环境，大约是从一岁多起我才能开始建立一些印象，不过那时只能是由父母抱着到处走走。
后来两岁上了幼儿园小班我就开始到处跑了，三岁中班、四岁大班，去过的地方越来越多。
五岁多上小学的时候，生活区、水库周边、甚至是水库附近的山上，能去的地方我几乎都转遍了。
唯独山谷深处由军营把守的办公区和生产区，几年当中无一次踏足，那里是绝对的禁区。
此地名叫丹朱岭，位于山西省晋城高平市，丹河即在此发源。
据《高平县志》记载，“丹朱岭,接长子县界,以尧封长子丹朱得名。”
也就是说，这里就是上古时期“尧封丹朱”的地方。
相传，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以授天下，认为“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尚书·逸篇》也记载，“尧子不肖，舜使居丹渊为诸侯，故号曰丹朱。”
这“丹渊”指的应该就是有山有水的丹朱岭。
而丹朱岭所在的高平，是山西省辖县级市，由晋城市代管。
高平位于山西省东南部，泽州盆地北端，太行山西南边缘，因其四面群山环绕、中部相对平坦而得名。
高平在春秋时为晋国封邑，始称泫氏城。
战国时泫氏改为长平邑，公元前376年韩、赵、魏三家分晋，长平邑归于韩国。
公元前262年，秦国攻占了韩国野王（今河南沁阳），将韩国上党郡与本土的联系完全截断。
韩桓惠王派阳城君到秦国谢罪，请求割让上党的土地换取秦国息兵。
但上党郡郡守冯亭以及上党百姓不愿降秦，谋划利用赵国的力量抗秦，于是要把上党郡十七座城池献给赵国。
赵国权衡之下决定接收上党，并派兵驻守长平，以备秦军来攻。
秦国大怒，出兵攻赵，在攻占上党之后，公元260年，长平之战爆发。
在对战进程中，“纸上谈兵”的赵括替代老将廉颇成为了赵军统帅。
而秦军也秘密换将，用“百战军神”白起换下了左庶长王龁。
长平之战的结局众所周知，白起率领的秦军击溃了赵括率领的赵军，并坑杀降卒数十万。
军力强大的赵国于长平之战中共损兵四十五万，从此一蹶不振。
关东六国再无“单挑”秦国的实力，而秦国统一六国的形势变得不可逆转。
799年后，北魏永安二年，此地改称高平，并沿用至今，再未更改。
不过小时候我在高平的六年，完全不知道这里这里就是长平之战的古战场。
甚至于丹朱岭就在长平之战最后阶段秦军围困赵军的核心区域内，最后的围困、突围失败、坑杀都发生在这一带。
相信不光是我，即便是那些在厂子里工作的大人们，包括更早建设厂区和生活区的人们很可能也不知道两千多年前这里曾经发生过什么。
当然，选定这里作为厂址的规划者们肯定清楚，高平就是长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