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300年，战国200年，历时500多年的大乱，华夏才迎来了第一个治世—文景之治。其实仔细想一想，即便秦始皇统一中国，老百姓想安安稳稳过个好日子还是很难。首先，要有不折腾的皇帝。这个不折腾不仅指要与民休息，皇帝本身也是要有能力的。其次，要有不混乱的环境。既要妥善处理好外部威胁，也要维护好内部的政治稳定。最后，要有不压迫的政策。几千年了。老百姓无非就是想有块地能吃饱饭，有个房子能一家五口住一起，没有多少人想冒着杀头的风险去造反的。
文景二帝执政期间，是老百姓难得的和平稳定发展的时期。40年的时间，人口、粮食、财政都有了很大提升。由于延续了刘邦时期的“和亲”政策，并给粮食给衣物，换取了边境和平，在形式上与匈奴维持着“兄弟之邦”的关系。尽管丢面子，但不得不承认“和亲”这种外交手段，得以让汉朝发展有一个相对稳定的外部环境。这种以小换大的外交方式，其实在今天也有一些国家使用。比如中东一些国家购买美国的武器换取地区的和平。我们也不需要去嘲笑这种方式，小国与大国，弱国与强国，生存策略是不同的，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只要不牵扯到根本利益，这种牺牲小钱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国家和人民的庇护。
文帝时期，为了恢复农业生产，将秦代的“什一之税”改为“三十税一”，并有12年的时间，一度免除田租。这在任何朝代都是难以置信的，古代生产力低下，农业税是国家的主要税收，大致能占到税收的50%—70%（顺便提一下，新中国成立的前三十年也是依靠农业税的，首到2006年废除，农业税是贯穿中国整个历史的），连续12年免除田租，这己经可以说是政治史上的奇迹。至公元前156年景帝即位恢复“三十税一”，并定为长期的制度。
在徭役方面，文帝将成年男子从每年一个月的劳动减为“三年一事”，景帝延续此政策。劳动力就是生产力，这种减少劳动力的举措加快了国家的经济恢复。这也从侧面反映出，文景二帝时期，并没有过多的大兴土木。在古代，大型工程，大约有以下几类，民生水利工程（防汛、修路），军事防御工程（长城），皇家建设工程（宫殿、陵墓）等，这些工程的建设周期之长、征发民夫之广、劳民伤财之巨都是不言而喻的。更何况这些工程背后还有官员的层层贪污，真正到老百姓手里的十不足一。
当然，文景二帝时期，还有整顿吏治、减轻酷刑等举措。但核心还是以轻徭薄赋为主。经过40年的发展，汉朝有了很大的变化。人口则是由汉初的1200万—1500万，增长到3000万—3500万；粮食从国库空虚，“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到中央粮仓（太仓）积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具体数量史无所记，但据推测中央存粮可达数千万石（1石≈60公斤）。财政积累，从一无所有，到“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黄金数千斤。
根据后来的考古佐证，当时文景时期的百姓生活是相当不错的。 文景时期的平民墓葬中，随葬品以陶制粮仓、牲畜模型（猪、牛、羊）为主，反映“五谷丰登、六畜兴旺”的现实。阳陵（景帝陵）陪葬坑出土大量陶俑，但无奢侈金玉，印证“薄葬”政策。对比秦墓多兵器刑具，就可以看出百姓生活的差别。
作为华夏的第一个盛世，文景二帝在后世中多以“仁君”、“明君”的形象流传千古。但对于这类皇帝的评价，也都以“守旧”、“平庸”著称。他们既没有开疆扩土的丰功伟业，也没有延续千年的政治改革，更没有流传千古的诗词歌赋，和传统成就伟业的皇帝相比，显得平庸、不作为。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文景二帝都谈不上是对民族贡献很大的皇帝。但是，我想说的是能力各有所长，守成之君并不代表是无能之君，更不是昏君，他们所创造的盛世，对于当时的老百姓来说是孜孜以求的，700年的动乱才迎来了第一次和平发展时期，而他们也确实让老百姓过上了一段好日子。至少在当时，人民是幸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