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明帝与章帝时期是东汉最安稳的时光，可惜这种安稳没能持续太久。从和帝开始，外戚和宦官轮流上位，权力斗争愈演愈烈，而税制，也就在这场权力拉锯中，被一步步扭曲、侵蚀。
汉和帝年幼即位，由窦太后临朝，窦氏家族得势。按理说，窦太后也延续了“轻徭薄赋”的政策，没想着加税，但问题出在用人和财政调配上。
据《后汉书》记载，窦宪掌军之后，频繁出兵西北，三年三战，耗资巨大。有地方官上奏要求限制军费，被窦氏视为“阻碍军功”，贬职查办。结果，很多郡国为了凑军费，偷偷提高徭役数额，名为募兵，实为征丁。这时候的税制，虽然表面没改，但实际压在百姓头上的“劳役负担”明显加重了。
而且外戚家族多是“皇亲贵胄”，本来就家底丰厚，掌权之后更是圈地掠田，无所顾忌。官田被强占为私产；大量佃户附于外戚门下，逃避田租；地方官不敢查账，税基持续萎缩；
南阳郡有个叫刘况的外戚，传是太后的远亲。他在郡内圈地万顷，表面挂在百姓名下，实则全为自家使用。每年征税时，官府只能从“挂名佃户”处征收少量租赋，主家却一文不出。
久而久之，这样的做法在全国蔓延，特别是皇亲外戚所在的洛阳周边，形成了一个“避税区”。
为了补上田赋的缺口，朝廷开始盯上了其他收入。城市工商税加重；酒税、盐税重新评估；算赋（财产税）扩大征收对象；很多中小手工业者因负担骤增，转向灰色地带，避税成风，政府反而“越加税，越少税”。
到了汉安帝时期，外戚专权逐渐被宦官所取代，像是大宦官曹腾、张让等人开始登上历史舞台。表面上宦官无兵无地，实际权力极大，特别是内廷财政。内廷私设“中藏库”，截留一部分税收；军费支出不经外朝审批，财政失控；宦官贪污严重，百姓苦不堪言；
据《后汉书·宦者传》，有一年关中发生蝗灾，地方请求开仓赈灾，朝廷回信说“库存不足”。但宦官府第却大肆铺张、宴饮不断，连百姓都议论：“朝廷无米，宦家有酒。”
更可怕的是，宦官与地方豪强结盟：豪强献金得庇护，逃避征税；地方官因怕得罪宦官，对其门客“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朝廷逐步失去对基层税收的掌控；
汉桓帝在某次财政危机中，尝试改革税制：要求全国田地重新丈量；所有“附籍人口”必须交丁税；对藏匿豪强“重典加罚”；初衷不错，但执行过程混乱：地方官抵制，丈量结果夸大造假；中产反弹强烈，出现“退籍避税”潮；政策未及三年，自动废止。太原郡为响应新政，丈量土地三百万亩，实则只有一百万亩，虚报两倍，目的只是“讨好朝廷”。结果税收“数字增长”，而实际征得还不如以前。
到了桓帝末年，财政开始出现大规模赤字。大量债务积压在地方官府；皇室挥霍不减，持续消耗内库；政府开始“查抄富户”以弥补开支；这种“杀富济朝”的做法，彻底击垮了富户对政权的信任，也让整个社会税收秩序更加混乱。
东汉中期税制的最大问题，不是税太重，而是税不公。有权有势者不纳税；普通百姓一肩挑所有负担；官民关系紧张，基层动荡加剧；根据后汉末年统计，逃亡人口己达全国总人口的五分之一，田赋流失近三成，而中央仍然“账上充实”，但根基己虚。
税制的混乱，是东汉走向衰亡的重要诱因。外戚、宦官、豪强三者联手，几乎将朝廷财政从根子上掏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