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殉葬只是留存于皇室之间，那这种陋习也不至于在民间流传千年，事实上，民间的陪葬之风更甚，比如名为“自杀”，实为逼迫。尤其在民间一些地主大户头上，顶着法律重罪的风险，也要从事这种泯灭人性的陋习，许多人的生与死则是被视为宗主的附属品。
到了宋元明清时期，伴随着儒学理性思潮的深入与法治观念的推进，国家层面己不再允许活人殉葬。然而，在权力与传统的夹缝中，殉葬并未彻底消失，而是化整为零、悄无声息地潜入社会的“地下黑市”。在这些帝国的背阴处，依然上演着关于生与死、权力与命运的悄然交易。
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对殉葬制度整治最严厉的朝代之一。《宋刑统》中明确规定禁止一切活人殉葬行为，凡强迫家奴、婢女、妻妾殉死者，一律依法治罪。北宋真宗时期，更颁布过《禁殉葬令》，以儒家“仁政”为旗帜，强调“以礼治丧，不以命殉情”。
但法律的“阳面”无法完全照亮社会的“阴影”。在地方，尤其是北方大户人家和宗族势力强大的地区，依旧暗中操持“秘殉”。比如，西川眉山一带就曾在地方志中记录：“大族之丧，婢仆自尽者数人，或传主家有令。”意思是说，大家族葬礼上总有婢女“自杀”殉主，但实际上多为逼迫所致。
同时，许多“地下殉葬”通过伪装形式避开律法：有的伪装成病亡，有的在主人死后将侍婢送入尼姑庵“活寡”终身，形同精神陪葬。还有的则变相实行“毒酒殉主”，留下类似“婢妾自愿”的伪证，令官府难以深查。
宋代文人苏轼在其《祭女诗》中曾感叹：“活人殉死，不若纸马冥婚。”这是那个时代文人士大夫对于活人殉葬残余的某种抵抗与替代。正因如此，民间“冥婚”日益盛行，成为一种“无血”的殉葬替代方式。冥婚，即为死者配婚，通过纸人纸马、木偶假身来完成阴间“配偶”的象征仪式。
但在民间尤其是农村与宗族势力浓厚的地区，冥婚逐渐异化为活人生祭与财产附随的载体。甚至出现“死婚”市场——一些家庭为未婚亡子的“阴婚”西处寻求“童女冥偶”，有时甚至不惜收养贫困少女，诱以钱财，待死者殡期将其毒死以配冥婚。在官府法令的表面光环下，这样的惨剧并未绝迹，而是在乡间角落反复上演。
《宋会要辑稿》曾有记载：“洛阳民家，为亡子娶冥婚，以孤女煮毒为祭，其事败，杖五十。”即有洛阳一户人家用毒药毒死孤女殉冥婚，被揭发后，虽判杖刑，但并未重罚，显现出地方执法的宽容与社会默认的灰色地带。
元代的蒙古贵族则是另一番景象。作为草原民族的延续，元朝的王公贵族对于“骑从殉葬”有着浓重的传统情结。在成吉思汗及其子孙的葬礼中，往往有大量仆役、骑兵、甚至战马随葬。这种制度不仅出于对死者地位的尊崇，更源自蒙古传统中“生死共随”的部落观念。
《元史·礼志》记载：“太庙之祭，百骑从焚，婢仆殉死。”虽然元朝中后期逐渐接受汉文化影响，在法律上开始禁止活人殉葬，但上层权贵在密室私祭中依然悄悄保留殉葬行为。
甚至在大都（今北京）周边的王陵中，考古曾发现大量马骨与人骨混埋的遗迹，表明殉葬习俗仍被延续。尤其在大蒙古国时期，由于对中央集权约束较弱，地方王公领地内可任意行使“封地礼俗”，殉葬在贵族之间几乎成了身份的象征。
有文献记载，忽必烈长孙某王去世时，殉葬者达百余人，其中多为家仆与骑士。后虽有文臣谏阻，皇室内部亦出台“但用纸马，不用真人”的礼仪改革，但在实践中收效甚微。
明代则呈现出一种典型的“表面法治、内里秘殉”格局。朱元璋建立明朝后，明确下令禁止活人殉葬。《大明律》中对强迫婢女、家将殉死者规定“以杀人罪论”，刑责严厉，表面看殉葬风气应己终止。
但明代实际运行中，尤其是在皇亲国戚与高级官宦家中，秘殉之风仍未断绝。嘉靖年间的一则案件曾引发舆论哗然：某尚书之妻病死，其贴身婢女三人“自尽殉主”，据说为主人遗命。官府虽介入调查，但因尚书声势浩大，仅以“婢女自愿”为结案，流于形式。
这一时期，殉葬对象多为“贴身之人”：婢女、通房、家将，甚至是为主征战多年的“家兵”。他们以“忠义”“感恩”为名义被送入死亡。而在死者家族眼中，这也是一种“荣耀”与“封赏”——某些家将甚至还会被追赠“义士”封号，遗属得赏银百两，等于一笔生死交易。
到了清代，随着儒释道三教合流与中央法制的高度统一，活人殉葬逐步退出历史舞台。清律明令禁止殉葬，并设立严格的官吏追责机制。乾隆、嘉庆年间更连续下诏，称“以人殉葬，有违天理”，强调“以纸扎替身，以德劝孝”。
但在乡土社会深处，“法律”终究敌不过“习俗”。乡规民约、宗族礼仪中仍保留着部分殉葬残余形式，比如将婢女嫁入死者“魂配”，让其终身守墓；或通过宗教形式如“魂魄托梦”，逼迫婢女自尽以“随主”。
在偏远地区，甚至出现了“活祭神主”现象——婢妾需穿孝三年，不得嫁人，形同幽禁，若违者被视为“不忠”，遭族人围攻。清末民初，一些地方仍有以毒酒逼婢女“替主殉魂”的惨案发生。
这种残余现象，最终在新中国的法律、教育普及、宗教改革下才逐渐消失。但那一段“偷偷殉葬”的历史，像一股暗流，在中华社会文明的深层，蜿蜒流淌了近千年。
宋元明清的“偷偷殉葬”是中国活人殉葬历史中最隐秘、也最耐人寻味的一段。它不再是法律认可的制度，而成为法律、宗教与传统之间的一场“猫鼠游戏”。这些看似被禁止的死亡仪式，在阴影里潜行数百年，映照出那个时代关于生死权力的复杂纠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