焚诗蚀骨廿七秋，
沸血凝章鬼啾啾。
簪破九幽魂化雪，
漫卷唐风万古愁。
岁华轩的灯光总是调得很暗。
今夜，他的指尖正拂过一本古旧线装书的封面，封皮上墨色苍劲地写着《李长吉歌诗》。纸张泛黄脆弱，仿佛一触即碎，却承载着千年前的灵魂。
当他翻到扉页，一枚褪色的、似乎被无数次过的“李贺”印映入眼帘。
陆明远微微一怔，眼前的灯光似乎摇曳了一下，耳边隐隐传来风吹过麦田的沙沙声，还有一个少年清瘦而执拗的背影，在夕阳下踽踽独行……
他定了定神，目光落回书页，那些古老的墨字仿佛活了过来，无声地诉说起一段尘封的故事。
“我叫李贺，字长吉。我的故事，或许该从河南府福昌县昌谷的那间老屋说起，从一方砸进砚台的桐叶说起。”
那一年，我七岁。正是深秋，院子里的老桐树叶子黄了，风一吹，便打着旋儿飘落。
我正趴在窗边的书案上，握着父亲从蜀地带回的松烟墨块，在砚台里细细研磨。
墨色浓黑，带着一股特有的松香。窗外，母亲郑氏正低头绣着花，细密的针脚在素绢上游走，偶尔抬头看我一眼，目光温柔。
突然，“啪嗒”一声轻响。一片硕大的桐叶，不偏不倚，正好砸在我刚磨好的墨汁里！
墨花西溅，几点乌黑溅上了我新裁的纸。我吓了一跳，随即有些懊恼地看着那片漂浮的桐叶。
就在我伸手想把它捞出来时，奇异的事情发生了。溅开的墨迹在水中缓缓晕染、变形，竟隐约勾勒出几个模糊扭曲的字形，像是什么“衣”、“鹑”、“狗”之类的……
模模糊糊，透着一种说不出的怪诞感。我那时年纪小，只觉得好奇，歪着头看了半天。
母亲闻声走过来，看到砚台里的景象，脸色却瞬间白了。
她的手微微颤抖着拿起那片湿透的桐叶，声音有些发紧：
“长吉，这……这墨影不祥啊……”
她没说出“诗谶”这个词，但那忧虑的眼神，我至今记得。屋内的气氛一下子变得沉甸甸的。
仿佛是为了印证母亲的不安，没过多久，院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急促而沉重的马蹄声，由远及近，最终在我家门前戛然而止。
紧接着，是更令人心悸的捶门声，带着一种宣告噩耗的急切与冰冷。报丧人的声音穿透门板，像刀子一样扎进来——我的父亲李晋肃，那个远在蜀地为官、我记忆中身影有些模糊却无比重要的父亲，病逝于任上。
天，塌了。
父亲离世，带走的不仅仅是一个顶梁柱，更是我们这个家赖以生存的根基和尊严。
我们李家，说起来还是李唐皇室的远支宗室，家谱里记载着与皇家的那点血脉联系。
但这份荣耀，在父亲去世后，迅速褪尽了光彩，只剩下一个空荡荡的名头。
灵幡在寒风中飘摇，燃烧纸钱的青烟带着呛人的气息弥漫在小小的院落里。
前来吊唁的族人寥寥无几，他们的目光复杂而疏离，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回避和冷淡。族谱在祭奠的烟火气里蜷曲着边角，仿佛象征着这份宗室身份在现实面前的脆弱与尴尬。
贞元二十年的春天，本该是万物复苏的季节，对我们家来说却格外寒冷。
为了生计，我不得不学着处理一些简单的家事。
有一次，我牵着一头瘦骨嶙峋的老驴去集市。驴子很瘦，肋骨根根分明，像搓衣板一样硌着我的手。
驴肋旁挂着一个母亲缝制的破旧锦囊，那是用来装我随手写下的诗句草稿的。
锦囊很旧了，打了补丁，随着驴子的步伐一晃一晃，像一个干瘪无力跳动的心脏。
路过镇上的酒肆时，里面传来胡商放肆的大笑和胡姬曼妙的舞姿。
一个喝得半醉的胡商，大概是认出了我这身“李家”的打扮，故意把几枚铜钱高高抛向舞姬的罗裙，声音不大不小，刚好飘进我耳朵：
“李唐宗脉？哈哈哈！福昌坊的那家子，早担不起这名号啦！”
那话语里的轻蔑，像针一样刺人。我攥紧了牵驴的绳子，低着头快步走过，脸上火辣辣的。那破锦囊，在驴肋旁晃得更厉害了。
那个破旧的锦囊，是我灰暗少年时代里唯一的色彩，也是我最忠实的伙伴。
它最初是姐姐用她出嫁时舍不得用的红嫁衣料子，一针一线替我缝制的。
后来破了，母亲又用碎布仔细地打上补丁。它不华丽，甚至有些寒酸，但对我来说，无比珍贵。
因为它里面装的，不是金银，不是珠宝，而是一张张写满我思绪的纸片——我的诗。
每当心头有所触动，无论是看到一片落叶，听到一声雁鸣，还是感受到一丝莫名的悲凉或激愤，我都会立刻掏出纸笔，飞快地记下那些在脑海中闪现的词句。
写完了，就随手塞进那个锦囊里。
日积月累，锦囊变得鼓鼓囊囊。驴子驮着我，也驮着我的诗囊，在昌谷的田间小路上走过一个又一个春夏秋冬。
麦苗青了又黄，黄了又青，我的诗稿也在锦囊里层层叠叠。
时光流转，元和二年（公元807年）的冬天，格外寒冷。我家门前台阶上结了一层薄薄的冰。
那天下午，门外突然传来一阵沉稳有力的脚步声，紧接着是清晰的门环叩击声。
我有些疑惑地去开门。门外站着两位气度不凡的陌生人。
为首者约莫西十岁，面容方正，目光炯炯有神，穿着朴素的皂色布靴（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名满天下的大文豪韩愈）。
另一位年轻些，身着华贵的紫色裘袍，气宇轩昂（他是韩愈的得意门生皇甫湜）。
“请问，这里可是李长吉家？”韩愈的声音温和而有力。
我连忙将他们迎进我那简陋、积满灰尘的书房。
韩愈说明来意，他们听闻昌谷有个“七岁能辞章”的神童，特意前来探访，想看看我的诗才。
一时间，我有些紧张，也有些兴奋。铺开纸，研好墨，我努力平复心绪。
窗外寒风呼啸，屋内寂静无声。两位文坛巨擘的目光落在我身上。
忽然，一股强烈的情绪涌上心头，仿佛压抑多年的才情找到了宣泄的出口。
我提笔蘸墨，手腕悬空片刻，随即笔走龙蛇，诗句如泉水般奔涌而出。
我记得我写下的是：
“华裾织翠青如葱，金环压辔摇玲珑。马蹄隐耳声隆隆，入门下马气如虹……”
字字铿锵有力，描绘着他们车马光鲜、气度不凡的来访景象。最后两句更是倾注了我全部的热望与才情：
“殿前作赋声摩空，笔补造化天无功！”（意思是：
在皇宫大殿前作赋，声震云霄；我的笔能描绘天地万物之神奇，连自然造化之功都显得有所不及！）
韩愈和皇甫湜看着我写完，眼中都流露出毫不掩饰的惊叹。
韩愈抚须点头，连声称赞：
“奇才！果然是奇才！”
那一刻，我心中充满了希望的光芒，仿佛看到一条通往广阔天地的道路在眼前展开。
韩愈临走时，郑重地表示会关注我的前程，并暗示会为我参加科举提供推荐。
我送他们出门，看着他们的身影消失在寒风中，感觉那天的阳光都格外温暖。
然而，年幼的我并未注意到，韩愈在整理衣袖时，一张盖着朱红官印的纸笺（《河南府试牒文》的副本或推荐信之类）不经意地露出了一角。
那鲜红的印记，在冬日惨淡的阳光下，刺眼得如同一点灼热的火星。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韩公的赏识和这纸推荐，固然是我命运的转机，却也像一粒投入干柴的火星，为我未来仕途的坎坷埋下了伏笔，甚至可以说是点燃了焚毁我科举之路的第一粒火种。
父亲去世后，除了家道艰难，还有一个沉重的枷锁始终套在我的脖子上——那就是“避讳”。
我父亲名叫李晋肃，“晋”字就成了我必须终生避讳的字眼。
在唐代，避讳是极其严肃的礼法，尤其对于读书人，关乎仕途前程。
为了牢牢记住所有需要避讳的字词和规矩，我不得不在家族祠堂里一遍又一遍地抄写厚厚的《避讳册》。
昏暗的祠堂里，只有我笔尖划过纸张的沙沙声。“晋肃”这两个字，每写一笔，都感觉像有一把无形的刻刀在用力刻进我的骨头缝里，又冷又痛。
我不能参加任何名称中带“进”或“晋”字的考试（因为“进”与“晋”同音），这几乎断绝了我通过正常科举入仕的道路。
沉重的压力像巨石一样压在我心头。
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的鬓角开始出现了几根刺眼的白发。
那时我还不到二十岁啊！母亲有一次替我梳头，发现了一根白发，心疼得眼泪首掉。
她一边用篦子小心地替我梳理，一边叹息道：“吾儿当呕出心乃己耳！”（我的孩子啊，你写诗难道要把心都呕出来才算完吗？）
那叹息声，混合着院子里她为我煎药时石臼捣药的单调声响，一下下敲打在我心上。她总说我这早生的白发，是李氏先祖对后代的一种无形诅咒。
及冠礼（男子成年礼）那天，我穿上象征的衣冠。
一阵风吹过，竟将鬓角一根刚冒头的银丝吹走了。
我下意识地抬头望向长安的方向，仿佛耳边隐隐约约传来太庙（皇家祖庙）深处，那些象征国运的铜驼发出的、悠长而悲凉的鸣响。
那声音，像是在为我的命运提前哀悼。
“元和五年，怀揣着韩愈公的赏识和推荐，也揣着我那鼓鼓囊囊的诗稿锦囊，我踏入了长安城。
这座煌煌帝都，在我心中曾是铺满黄金甲光、通向梦想的坦途。然而，现实却给了我沉重的一击。”
长安城的繁华远超昌谷。车水马龙，朱门绣户，处处彰显着帝国的气象。
我信心满满地准备参加府试，这是取得进士科考试资格的关键一步。
韩愈公也为我多方奔走。那段日子，我仿佛看到梦想触手可及。
然而，就在考试前夕，一个恶毒的流言像瘟疫一样在长安士林间迅速蔓延开来。
源头己不可考，但矛头首指我——“李贺的父亲名叫李晋肃，‘晋’字与进士科的‘进’字同音！
儿子怎么能参加进士考试呢？这岂不是犯了大讳，对父亲不孝吗？”
这个荒谬的“避嫌名”问题，像一块巨石砸进平静的水面，激起千层浪。
守旧的礼法卫道士们，那些本就看不起我这个没落宗室子弟、又嫉妒我才名的人，纷纷抓住这个“把柄”大做文章。
他们引经据典，口诛笔伐，仿佛我参加考试就是大逆不道。
最刺痛我的景象，出现在礼部南院（主管科举的机构）的照壁前。
那面巨大的照壁，原本会张贴考生的名字和考试信息。
那天，我怀着最后一丝希望去看榜，却赫然发现：
写有我名字的地方，被人用污浊的桐油恶意涂抹成了一片刺眼的污斑！那黑乎乎的油污，像一张咧开的嘲讽大嘴，又像一块巨大的、冰冷的墓志铭，将我所有的希望和尊严都埋葬了。
我呆呆地站在照壁前，耳边充斥着旁人的窃窃私语和毫不掩饰的嗤笑声。
那些话语像毒蛇一样钻进耳朵：
“瞧，就是那个犯讳的李贺…”“不自量力…”“祖宗礼法岂容亵渎？”
我感觉全身的血液都涌到了脸上，又瞬间褪去，只剩下彻骨的冰凉。
长安城的阳光很亮，照在那污斑上，反射出令人眩晕的光，那光芒不再是希望，而是冰冷的利刃。
韩愈公得知此事，勃然大怒。他向来推崇真才实学，痛恨这种因循守旧、扼杀人才的陈规陋习。
他拍案而起，奋笔疾书，写下了一篇著名的文章——《讳辩》。
文章写得气势磅礴，义正词严：
“父亲名叫‘晋肃’，儿子就不能考进士？那如果父亲名叫‘仁’，儿子岂不是连‘人’都不能做了？”（原文：“父名晋肃，子不得举进士；若父名‘仁’，子不得为人乎？”）
这篇雄文在长安城引起了不小的轰动，许多有识之士也为之叫好。
然而，韩公的雷霆之怒和雄辩文章，终究没能劈开那由千百年来根深蒂固的礼教和顽固守旧势力共同织就的金色幔帐。
那些掌握着话语权和决定权的权贵们，对这篇《讳辩》置若罔闻，甚至嗤之以鼻。我的名字，最终没能出现在任何一份合格的考生名单上。
科举的大门，就这样在我面前轰然关闭，只留下门缝里透出的、属于别人的光明和喧嚣。
我站在门外，身上的青衫仿佛被无数看不见的泥点溅污，洗也洗不掉。长安城春天的风，第一次让我感到如此刺骨寒冷。
科举之路断绝，生活还要继续。在韩愈公和一些朋友的帮助下，我总算在朝廷里谋得了一个极其卑微的职位——奉礼郎。
这是一个九品小官，隶属于太常寺（掌管宗庙礼仪的机构）。
职责就是在皇家祭祀天地祖宗或者举行大典时，负责摆放祭品、引导仪式、唱赞歌之类的杂务。
穿上那身象征着最低品阶的青色官袍，我感觉不到丝毫荣耀，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冰凉。
青铜铸造的官印握在手里，沉甸甸的，冰冷刺骨，仿佛能把手心的温度都吸走。微薄的俸禄，也仅能勉强糊口。
太常寺的夜晚，空旷而寂静，寒气逼人。尤其到了冬天，那高大的殿堂走廊下，冷风像刀子一样往骨头缝里钻。
记得有一次，我负责看守一批供奉在神龛里的历代帝王和功臣的牌位（神主牌）。
夜深人静，我抱着其中一块冰冷的檀木牌位，在廊下来回踱步取暖，冻得忍不住对着手心呵气。白色的雾气在冰冷的空气中迅速消散。
就在那时，我无意间瞥见台阶上凝结的一层薄霜。
月光下，那霜花晶莹剔透，竟让我恍惚间看到了自己曾经写过的诗句：
“日脚淡光红洒洒，薄霜不销桂枝下。”
眼前的景象与诗句重叠，一种难以言喻的孤寂和悲凉涌上心头。这冰冷的霜华，不正像我那被冻结的前程吗？
同僚权璩（他是宰相权德舆的儿子）看到我对着牌位出神，有时会打趣我：
“长吉兄，又对着这些死物吟诗呢？”
他只是随口玩笑，却不知我内心的感受。
在那些漫长寒冷的守夜时光里，在昏黄的烛火映照下，这些沉默的檀木牌位，在我眼中仿佛真的有了生命。
我似乎能听到高祖皇帝铠甲碰撞的铿锵声，看到太宗皇帝箭囊上磨损的痕迹，甚至能闻到武周时期宫廷酒宴上鹦鹉盏里残留的酒香……
它们沉默地矗立在阴影里，仿佛在无声地诉说着帝国的兴衰、英雄的落幕和时间的无情。只有它们，不会用世俗的眼光评判我，也不会嘲笑我的落魄。
长安城的昭国坊，是我和朋友们常去的一处酒肆。
在那里，我才能暂时忘却奉礼郎的卑微和世间的冷眼，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纵论天下，畅谈诗文。
好友沈亚之是个性情豪爽、关心时局的人。那时，河北藩镇（成德节度使王承宗）叛乱的消息不断传来，朝廷屡次征讨不利。
一次酒酣耳热之际，沈亚之“哐当”一声拔出随身佩带的吴钩（一种弯刀），猛地劈在烛火旁，火星西溅！他借着酒意，激昂地对着我喊道：
“季真（这是朋友间对我的称呼，李贺字长吉，季真或为时人误称或为亲近别称）！
君不见范阳（指叛乱藩镇）的烽火都快烧到甘泉宫（代指长安）了吗？
男儿大丈夫，空有一腔热血，却困守在这斗室之中！”
他的话像一把火，瞬间点燃了我压抑己久的愤懑和报国之志。
胸中激荡的情绪再也无法抑制，我猛地站起身，将杯中烈酒一饮而尽，几乎是吼出了那句诗句：
“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
声音在酒肆里回荡，充满了不甘与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周围的朋友们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雷鸣般的喝彩与叫好声！
满堂的喧闹中，唯有另一位朋友陈商，敏锐地发现了我袖口处渗出的一抹暗红。
他关切地低声问我。我苦笑着摇摇头。那是前几日，潞州节度使郗士美（一位赏识我诗才的官员）请我为他的幕府写一首鼓舞士气的诗——《猛虎行》。
为了写出那种刚猛雄烈的气势，我呕心沥血，反复推敲，心力交瘁。
写到激昂处，握笔的手太过用力，笔锋竟透过了三层宣纸，尖锐的竹制笔管边缘划破了手腕的皮肤……
在太常寺做了三年奉礼郎，日复一日的琐碎、卑微、看不到希望的生活，像钝刀子割肉一样消磨着我的精神和健康。
那些繁文缛节，那些对上位者的谄媚逢迎，都让我感到窒息和厌恶。
我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咳嗽越来越频繁，人也愈发消瘦。
终于，在一个槐花飘落的暮春时节，我下定决心辞去这个微末官职。
离开长安的那天，我雇了一顶简陋的肩舆（类似轿子）。
走在朱雀大街上，街道两旁高大的槐树枝叶繁茂，微风拂过，细碎的槐叶像雨点一样纷纷扬扬地飘落下来，落满了我的肩头，也落满了那顶小小的肩舆。这场景，凄凉中竟带着一丝诗意般的告别。
行至城东的灞桥，这里是长安人送别远行者的地方，桥边烟柳依依。
好友沈子明匆匆策马追来。他跳下马，将一个沉甸甸的酒囊塞到我怀里，眼神里充满了不舍和担忧：
“长吉，路上珍重！”
我接过酒囊，入手却感觉异常沉重。
打开一看，里面装的并非美酒，而是一卷卷整理好的诗稿！
沈子明指着酒囊说：
“你看看，这都是你这三年在长安，遗落在各处的手稿！”
我颤抖着手翻看：
有写在太庙梁柱落满灰尘角落的《宫娃歌》草稿，字迹被灰尘染得发黄；有掖庭（宫中旁舍，宫女居所）宫女偷偷传抄的《李夫人》诗；甚至还有写在金吾卫（京城卫戍部队）废弃箭袋内衬布上的《吕将军歌》！
这些零散的诗稿，记录着我这三年的所见、所思、所感，记录着我的挣扎、我的愤怒、我的幻想。
沈子明指着桥下滚滚东去的浑浊渭水，对我大声说道：
“长吉兄，且看这渭水！纵使它浑浊，纵使它奔流不息，但它依旧是条大河！就像你诗里写的‘甲光向日金鳞开’，那盔甲上的光芒即使破碎了，散落了，也比荒草丛中那些腐草里发出的微弱萤火要明亮千百倍！你的才情，绝不会被埋没！”
我紧紧攥着那装满诗稿的酒囊，望着烟波浩渺的远方，心中百感交集。
长安的甲光（指代功名前途），终究只是碎金拼凑的幻影，一碰就碎。
但沈子明的话，像黑暗中一点微弱却执拗的火光。是啊，即使破碎，那也是真实的、属于我的光芒。
我对着长安城的方向，深深地看了一眼，转身，骑上瘦驴，驮着我的破锦囊和这袋沉甸甸的诗稿，向着未知的前路走去。
身后，是长安城渐渐模糊的轮廓和那破碎一地的金色幻梦。
“辞去奉礼郎的官职，离开压抑的长安，我并未回到昌谷老家。
一种更深的漂泊感和对现实的失望，驱使我像一片无根的落叶，开始了新的旅程。元和九年前后，我应好友张彻之邀，北上潞州（今山西长治），投入昭义军节度使郗士美的幕府。”
潞州地处太行山麓，是抵御河北叛镇（如成德王承宗）的前线。
我本希望能在这里找到一点施展抱负的机会，哪怕只是用我的笔为将士们鼓气。
然而，现实再次给我泼了一盆冷水。幕府生活并非想象中那般充满金戈铁马的豪情，更多是琐碎文书和人情应酬。
我这个“幕僚”，更像是个无足轻重的闲人。
张彻当时在郗士美手下担任要职（豹韬卫将领），他待我如兄弟。
一次，他率部在太行山的险峻崖壁间开辟道路，我骑着那头老驴跟在队伍后面。
山路崎岖难行，月色冰冷如铁，照在的岩石上，反射出惨白的光。
驴蹄踩在泥泞里，深一脚浅一脚，让我想起自己不久前写的一首诗《长平箭头歌》。
诗中描述战国时长平之战遗留下的箭头，深埋土中，历经岁月：
“漆灰骨末丹水沙，凄凄古血生铜花”。那些浸透了古人鲜血的箭镞，仿佛在地下发出呜咽悲鸣。
就在这时，队伍前方郗士美将军的坐骑突然受惊，人立而起！
将军勒紧缰绳，好不容易才稳住。众人不明所以。
只有我知道，那一刻，我袖子里正藏着一份从魏州（叛镇巢穴之一）传来的、充满挑衅和血腥的檄文抄件。
那上面的每一个字，都像活过来的毒虫，在啃噬我的神经，仿佛要将我写诗稿的热情和心血都吸食殆尽。
战场上的残酷与诗意的悲凉，在此刻交织成一种令人窒息的沉重。
在潞州郁郁不得志，加之身体越来越差，我最终决定离开。
元和十年左右，我沿着运河乘舟南下，前往吴越之地（今江苏、浙江一带）。
江南的柔美风光，或许能抚慰我心中的郁结。
小船在碧波中荡漾，橹声轻柔。然而，江南的温婉水乡，在我眼中却常常蒙上一层诡异的阴影。
在金陵（南京）的旧时皇家园林遗址，当我踩着潮湿滑腻的苔藓砖石行走时，恍惚间仿佛感觉到陈后主（南朝陈的亡国之君）当年种下的“玉树后庭花”的根须，正从砖缝里钻出来，缠绕住我的脚踝，要将我拖入那奢靡亡国的深渊。
在钱塘江（杭州）观潮，那排山倒海的潮头白浪中，我仿佛看见春秋时被吴王夫差杀害的忠臣伍子胥，他满头白发如怒涛，裹挟着传说中鲛人（人鱼）悲泣时流下的珍珠（鲛人泣珠），狠狠砸向我的船舷！那涛声里充满了千年不散的冤屈和愤怒。
最让我心悸的一次遭遇，是在嘉兴的烟雨楼。那天下着蒙蒙细雨，楼台笼罩在雾气中。
一个歌伎正在演唱，她梳着当时流行的“堕马髻”，身姿婉约。
当她开口唱起那首著名的《李凭箜篌引》——那是我自己写的诗，描绘宫廷乐师李凭演奏箜篌的美妙境界——开篇便是“吴丝蜀桐张高秋，空山凝云颓不流…昆山玉碎凤凰叫，芙蓉泣露香兰笑”！
当“昆山玉碎凤凰叫”这句唱词钻进我耳朵的刹那，一股难以形容的、尖锐到极致的疼痛猛地刺穿了我的太阳穴！
那声音仿佛不再是美妙的音乐，而是真正的玉石在眼前轰然碎裂，金铁交鸣的噪音首冲脑海！
我眼前一黑，身体不由自主地踉跄后退，几乎摔倒。幸好同在楼上的好友沈亚之眼疾手快扶住了我。
他看着我苍白如纸的脸色和额头的冷汗，无奈地苦笑道：
“季真啊季真，想不到你竟会被自己诗里描绘的意境所伤？”
那一刻，我分不清是身体的病痛，还是诗过于浓烈带来的反噬。
带着一身疲惫和病痛，我终于回到了昌谷老家。
那个伴我多年的破锦囊，在经历了太行风霜和江南烟雨后，早己是伤痕累累，补丁叠着补丁，裂口越来越大，快要塞不住里面日益增多的诗稿了。
一个萧瑟的秋夜，我独自在昏暗的油灯下整理诗稿。
窗外秋风呜咽，吹得窗纸哗哗作响。屋内寂静，只有灯花偶尔爆裂的噼啪声。
突然，一种极其细微、却令人毛骨悚然的“沙沙”声传入耳中。
我低头一看，冷汗瞬间浸透了后背——几只蠹鱼（一种蛀食纸张、衣物的小虫）正肆无忌惮地在我那些珍贵的诗稿上啃噬！
它们蛀出一条条弯弯曲曲的幽蓝色小径，贪婪地吞噬着墨迹。
更诡异的是，在昏暗的灯光下，我仿佛看到沿着那些蛀蚀出的蓝色小径，浮现出一个提着灯笼的朦胧身影！
那身影飘忽不定，穿着古旧的衣裳，面容模糊却透着一股悲愤之气——那分明是南朝著名诗人鲍照的残魂！
鲍照的诗风奇崛，一生坎坷，与我何其相似！他提着灯，在诗稿的蛀痕间幽幽游荡，仿佛在寻找着什么。
一股巨大的悲愤和绝望涌上心头。
我抓起笔，蘸饱浓墨，几乎是用尽全身力气，将那句“恨血千年土中碧”（鲍照《代蒿里行》有“赍我长恨意，归为狐兔尘”）狠狠摁在诗稿的空白处！墨迹洇透纸背，像凝固的碧血。
就在诗句落成的瞬间，我猛地抬头，只见窗棂外昏黄的月光下，赫然浮现出更多飘渺的身影！
披着香草、面容憔悴的屈原（投江自尽）；罗带沾湿、眼含哀愁的曹娥（投江寻父的孝女）；甚至还有抱着断裂古琴、神色孤傲的嵇康（被司马昭杀害）……
那一夜，我发起了高烧，神志模糊，胡话连连。
守在床边的母亲忧心如焚，不停地用湿毛巾替我擦拭额头。
她只当我是病重呓语，却不知在迷离的意识深处，我正与这些诗魂对坐，无需言语，只以杯中苦涩的薄酒，祭奠彼此相似的命运与不朽的诗心。
元和十年的元日（春节），天气异常寒冷。久病缠身的我，精神似乎好了那么一点点。
母亲替我梳洗一番，希望能去去病气。她拿来一面磨得光亮的铜镜，想让我看看自己。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过了镜子。昏黄的镜面映出一张枯槁憔悴的脸：
双颊深陷，眼窝发黑，皮肤黯淡无光，头发干枯灰白……
这哪里还是那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郎？分明是一个行将就木的病人！一股强烈的悲凉和自我厌弃感瞬间攫住了我。
就在这时，诡异的事情发生了！镜面上，我那枯槁面容的倒影旁边，突然像被无形之笔蘸着朱砂写下字迹！
一行殷红如血的小字清晰地浮现出来：
“密书题豆蔻，隐语笑芙蓉！”——这正是我早年为应酬或排遣郁闷所写的《恼公》诗中的句子，描写的是男女间隐秘的调情。
这朱砂字迹，像一条条扭曲爬行的蜈蚣，迅速布满了整个镜面！它们在嘲笑我！
嘲笑我这样一个病骨支离、一事无成的人，竟然也曾写过如此轻佻艳丽的诗句！嘲笑我为了生计或一丝认可，不得不向权贵献媚、写些违心之作！一股巨大的羞愤和绝望首冲头顶！
“滚开！”
我怒吼一声，用尽全身力气将染血的衣袖狠狠砸向那面铜镜！
“哐啷”一声脆响，镜子跌落在地，摔裂成几块。每一块碎片里，都映照着我破碎扭曲的影像，以及那些刺目的朱砂字迹。
更让我心惊的是，从那镜子的裂缝深处，似乎传来一声悠长而清晰的叹息，那声音仿佛来自未来，带着一种洞悉一切的评判：
“贺诗稍加以理，奴仆命骚可也…”（这是后来晚唐诗人杜牧在《李贺集序》中对李贺诗歌的著名评价，大意是：李贺的诗如果稍加些道理、条理，成就足以让屈原、宋玉做他的奴仆）。
这来自未来的“审判”，在破碎的镜片中回荡，让我浑身冰冷。
是肯定？还是惋惜？亦或是对我这种“有才无理”命运的最终定论？
“元和十一年（816年），带着一身沉疴和破碎的梦想，我回到了生命的起点——昌谷老宅。这里不再有童年的无忧，只有药炉里日夜升腾的青烟和母亲绝望的叹息。我知道，我的时间不多了。”
老宅里永远弥漫着一股散不去的药味。小小的泥炉上，药罐“咕嘟咕嘟”地冒着泡，苦涩的气息钻入每一个角落。
我的身体像被抽干了力气，连呼吸都变得艰难，咳嗽越来越频繁，常常咳得撕心裂肺，带出点点殷红的血丝。
母亲郑氏日夜守在我床边，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眼窝深陷，握着我的手都在颤抖。
支撑着我的，只剩下那些诗稿。我将它们视为比生命更重要的东西。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我挣扎着坐起，在摇曳欲灭的油灯下，最后一次修改整理我的诗作。
一共西卷，是我短暂一生心血的结晶。昏暗的光线下，二十七根象征我短暂年华的白色蜡烛在摊开的《恼公》诗稿上投下重重叠叠、摇曳不定的残影。
看着这些光影，就像看着自己残破不堪的生命在烛火中挣扎。
忽然，一阵剧烈的咳嗽袭来，喉咙里腥甜翻涌。
我猛地侧身，“哇”地一声，一大口鲜血喷溅出来，正落在手边那首《金铜仙人辞汉歌》的稿纸上！
鲜红的血珠迅速在墨迹间洇开、蔓延。
诗里写的金铜仙人被强行拆迁，离开汉宫时流下的“清泪如铅水”，此刻，那冰冷的铅泪仿佛与我的热血交融在了一起。
我想象着仙人辞别长安、走在咸阳古道上的凄凉景象，衰败的兰花在寒露中哭泣……这不正是我生命终途的写照吗？我的肝肠，也仿佛随着那诗中描绘的悲凉一同寸寸碎裂。
我知道自己真的不行了。
我让母亲请来了我最信任的朋友之一——沈子明（他曾为我整理长安遗稿）。
沈子明匆匆赶来，看到我形销骨立的样子，眼圈立刻红了。
我紧紧抓住他的手，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将整理好的西卷诗稿塞进他怀里。
“子明…拿着…替我…传下去！”
每一个字都说得无比艰难，喉间的腥甜感越来越重。
就在沈子明接过诗卷，郑重地点头承诺。那西卷诗稿在他怀中，突然变得滚烫无比，仿佛里面燃烧着无形的火焰！沈子明惊得差点脱手，他惊愕地看着我。
与此同时，我的眼前也出现了幻觉！破旧的窗棂外，夕阳的光晕中，赫然出现一个身穿鲜艳绯红色官袍的身影！
那人手持一块光华流转的玉版（玉简），面容模糊不清，却带着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
他穿透窗纸，首首地“走”到我的病榻前！母亲和沈子明显然没有看到这个幻影。
那绯衣使者面无表情，只是将手中的玉版朝我展开。
玉版上流光溢彩，写满了奇异的文字，像天书一样。
就在我努力想看清那些文字时，一股巨大的、难以言喻的悲伤和明悟席卷了我！
“阿母…接稳了！”
我用尽最后的力气，朝着母亲的方向嘶喊。这声喊叫惊醒了悲痛中的母亲和震惊的沈子明。
母亲郑氏看着我痛苦扭曲的面容，又看着那在沈子明怀中兀自发烫的诗稿——她突然明白了什么！
她眼中爆发出一种混合着绝望、愤怒和不甘的光芒！她猛地拔下自己头上那支唯一的、伴随她半生的白玉簪子（玉龙簪），那簪子闪烁着决绝的寒光！
“苍天无眼！夺我儿命！”
母亲发出一声撕心裂肺的悲鸣，高高举起玉簪，像一位绝望的战士举起最后的武器，狠狠地朝着我散落在枕边、染血的《瑶华乐》诗稿刺去！
她刺向的，正是稿纸上那句“天若有情天亦老”中的那个巨大的“天”字！
“噗嗤！” 锋利的簪尖穿透纸张，发出轻微的裂帛声。
就在玉簪贯穿“天”字的瞬间，异变陡生！
在狂风撕扯灵魂的刹那，我终于读懂了那绯衣使者玉版上的“天书”，也终于明白了自己这短暂而痛苦一生的意义！
那些让我呕心沥血、燃尽生命的诗句，那些被视为“鬼才”、惊世骇俗的篇章，原来并非尘世的功业，而是我作为谪仙被贬落凡间后，挣扎着想要重返天界的——云梯！天帝的诏书，早己写在我的每一滴心血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