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王干事那一番敲山震虎,着实让许大茂消停了好一阵子。他不再明目张胆地在院里惹是生非,见了何修远也总是堆着笑,绕道走。但这并不代表他心里就服气了。许大茂这人,属泥鳅的,滑不留手,又属黄鼠狼的,睚眦必报。他把何修远带给他的“屈辱”都暗暗记在小本本上,憋着劲儿想找回场子。
明着不行,就来暗的。许大茂的眼珠子转得比风车还快。他发现,随着运动的深入,厂革委会的权力越来越大,一些以前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因为积极投身“革命”,成了厂里的红人。他寻思着,自己放映员的身份,是个天然的优势。每次下乡放电影,或者在厂里组织学习放映,都是接触各路人马的好机会。
于是,许大茂开始有意识地钻营起来。他嘴甜,会来事儿,兜里揣着两包好烟,见着革委会的头头脑脑,就“王主任”、“李干事”地叫着,烟递得勤,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一来二去,倒也让他混了个脸熟。
他尤其巴结厂宣传科新上任的一个副科长老王。这老王以前是车间的一个小组长,因为写了几篇批判稿,积极响应号召,一下就提拔了上来。许大茂摸准了老王喜欢听奉承话的脾气,每次见着都把老王吹捧得天花乱坠,说他是“工人阶级的笔杆子”、“革命的吹鼓手”。老王被他哄得舒舒服服,也渐渐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有了这层关系,许大茂的腰杆又硬了起来。他开始利用放映电影的机会,夹带私货。比如在放映革命影片前,他会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番“学习心得”,内容嘛,自然是紧跟形势,把厂里某些领导,尤其是那些“有问题”的或者碍着他眼的,都含沙射影地批判一番。
傻柱自然是他重点攻击的对象。他知道傻柱跟厂革委会的李副厂长(现在己经是李主任了)有过节,便时常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里跟老王等人嘀咕,说傻柱思想落后,生活作风有问题,整天吊儿郎当,不像个革命工人,还说傻柱私下里对运动有抵触情绪。
这些话,一传十,十传百,或多或少也传到了李主任耳朵里。李主任本来就看傻柱不顺眼,听了这些“群众反映”,更是对傻柱厌恶了几分。食堂那边,傻柱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经常被人找茬穿小鞋。
对于何修远,许大茂则更加小心。他知道何修远不好惹,不敢明着来,便采取了更阴险的手段。他利用自己能接触到一些档案材料的便利(比如厂里组织学习时,会印发一些“反面教材”或者内部通报),开始搜集何修远的“黑料”。他知道何修远是“旧警察”出身,在“旧军队”干过,便想从这方面入手,给他扣上“历史问题不清白”的帽子。
他偷偷摸摸地向一些相熟的革委会成员打听,有没有关于旧警察、旧军人的内部政策或者批判材料。还旁敲侧击地跟人说,何修远虽然现在是人民警察,但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上是不是真的改造好了,很难说。
这些小动作,何修远自然也有所察觉。院里一些风言风语,总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耳朵里。秦淮茹就不止一次地提醒过他,说许大茂最近在外面没少说他的坏话。
何修远对此只是冷笑置之。他知道许大茂是什么货色,也知道在这种混乱的时期,这种小人最容易得势。他不想跟许大茂一般见识,但也不会任由他胡来。
一次,许大茂在院里跟几个小年轻吹牛,又扯到了何修远身上,说什么“旧警察都是镇压人民的工具,手上都沾着血”之类的话。正巧被下班回来的何修远听见了。
何修远没言语,只是走到跟前,静静地看着许大茂。许大茂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吹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下去。
“许大茂,”何修远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寒意,“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说谁手上沾着血?”
许大茂强撑着说道:“我……我又没指名道姓,你激动什么?”
“没指名道姓?”何修远上前一步,“那你倒是说说,你指的是哪个旧警察?哪个旧军队的人?你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就是造谣惑众,煽动对立。按照现在的治安条例,该怎么处理,你比我清楚。”
许大茂被何修远这几句话噎得哑口无言。他知道,真要较起真来,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旁边那几个小年轻见势不妙,也都不敢再吱声。
何修远又冷冷地扫了许大茂一眼,说道:“以后说话注意点分寸。别以为现在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就可以胡说八道。祸从口出,小心惹火烧身。”说完,转身回了后院。
许大茂站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知道,这次又栽了。但他心里那股怨气,却更加深了。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到机会,把何修远彻底扳倒。
日子在一种微妙的紧张和压抑中一天天过去。西合院里,昔日的热闹和烟火气,被一种沉闷和猜忌所取代。邻里之间,见面话少了,眼神多了几分戒备。只有孩子们,还偶尔能给这个死气沉沉的院子,带来一丝短暂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