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局王干事那一番敲山震虎，着实让许大茂消停了好一阵子。他不再明目张胆地在院里惹是生非，见了何修远也总是堆着笑，绕道走。但这并不代表他心里就服气了。许大茂这人，属泥鳅的，滑不留手，又属黄鼠狼的，睚眦必报。他把何修远带给他的“屈辱”都暗暗记在小本本上，憋着劲儿想找回场子。
明着不行，就来暗的。许大茂的眼珠子转得比风车还快。他发现，随着运动的深入，厂革委会的权力越来越大，一些以前不起眼的小人物，也因为积极投身“革命”，成了厂里的红人。他寻思着，自己放映员的身份，是个天然的优势。每次下乡放电影，或者在厂里组织学习放映，都是接触各路人马的好机会。
于是，许大茂开始有意识地钻营起来。他嘴甜，会来事儿，兜里揣着两包好烟，见着革委会的头头脑脑，就“王主任”、“李干事”地叫着，烟递得勤，马屁也拍得恰到好处。一来二去，倒也让他混了个脸熟。
他尤其巴结厂宣传科新上任的一个副科长老王。这老王以前是车间的一个小组长，因为写了几篇批判稿，积极响应号召，一下就提拔了上来。许大茂摸准了老王喜欢听奉承话的脾气，每次见着都把老王吹捧得天花乱坠，说他是“工人阶级的笔杆子”、“革命的吹鼓手”。老王被他哄得舒舒服服，也渐渐把他当成了自己人。
有了这层关系，许大茂的腰杆又硬了起来。他开始利用放映电影的机会，夹带私货。比如在放映革命影片前，他会慷慨激昂地发表一番“学习心得”，内容嘛，自然是紧跟形势，把厂里某些领导，尤其是那些“有问题”的或者碍着他眼的，都含沙射影地批判一番。
傻柱自然是他重点攻击的对象。他知道傻柱跟厂革委会的李副厂长（现在己经是李主任了）有过节，便时常在公开场合，或者私下里跟老王等人嘀咕，说傻柱思想落后，生活作风有问题，整天吊儿郎当，不像个革命工人，还说傻柱私下里对运动有抵触情绪。
这些话，一传十，十传百，或多或少也传到了李主任耳朵里。李主任本来就看傻柱不顺眼，听了这些“群众反映”，更是对傻柱厌恶了几分。食堂那边，傻柱的日子也越来越不好过，经常被人找茬穿小鞋。
对于何修远，许大茂则更加小心。他知道何修远不好惹，不敢明着来，便采取了更阴险的手段。他利用自己能接触到一些档案材料的便利（比如厂里组织学习时，会印发一些“反面教材”或者内部通报），开始搜集何修远的“黑料”。他知道何修远是“旧警察”出身，在“旧军队”干过，便想从这方面入手，给他扣上“历史问题不清白”的帽子。
他偷偷摸摸地向一些相熟的革委会成员打听，有没有关于旧警察、旧军人的内部政策或者批判材料。还旁敲侧击地跟人说，何修远虽然现在是人民警察，但毕竟是从旧社会过来的，思想上是不是真的改造好了，很难说。
这些小动作，何修远自然也有所察觉。院里一些风言风语，总会通过各种渠道传到他耳朵里。秦淮茹就不止一次地提醒过他，说许大茂最近在外面没少说他的坏话。
何修远对此只是冷笑置之。他知道许大茂是什么货色，也知道在这种混乱的时期，这种小人最容易得势。他不想跟许大茂一般见识，但也不会任由他胡来。
一次，许大茂在院里跟几个小年轻吹牛，又扯到了何修远身上，说什么“旧警察都是镇压人民的工具，手上都沾着血”之类的话。正巧被下班回来的何修远听见了。
何修远没言语，只是走到跟前，静静地看着许大茂。许大茂被他看得心里发毛，吹牛的声音也渐渐小了下去。
“许大茂，”何修远开口了，声音不大，却带着一股寒意，“饭可以乱吃，话可不能乱说。你说谁手上沾着血？”
许大茂强撑着说道：“我……我又没指名道姓，你激动什么？”
“没指名道姓？”何修远上前一步，“那你倒是说说，你指的是哪个旧警察？哪个旧军队的人？你要是说不出个子丑寅卯来，就是造谣惑众，煽动对立。按照现在的治安条例，该怎么处理，你比我清楚。”
许大茂被何修远这几句话噎得哑口无言。他知道，真要较起真来，他肯定吃不了兜着走。旁边那几个小年轻见势不妙，也都不敢再吱声。
何修远又冷冷地扫了许大茂一眼，说道：“以后说话注意点分寸。别以为现在天塌下来有高个儿顶着，就可以胡说八道。祸从口出，小心惹火烧身。”说完，转身回了后院。
许大茂站在原地，脸色一阵青一阵白，半天没说出话来。他知道，这次又栽了。但他心里那股怨气，却更加深了。他暗暗发誓，一定要找到机会，把何修远彻底扳倒。
日子在一种微妙的紧张和压抑中一天天过去。西合院里，昔日的热闹和烟火气，被一种沉闷和猜忌所取代。邻里之间，见面话少了，眼神多了几分戒备。只有孩子们，还偶尔能给这个死气沉沉的院子，带来一丝短暂的生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