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阴似箭，时光荏苒。龙屋塔的基座在英雄之血与妖邪之骨的浇筑下日渐坚实，象征着新秩序的丰碑正拔地而起。然而，在清平宫幽深的殿堂内，君王劝利晟却并未因剪除大患、稳固江山而感到全然的心安。一股无形的暗流，正随着王嵯巅的彻底消亡而悄然涌动，其根源深植于南诏的信仰土壤。
劝利晟本人，其精神深处，更倾向于道家玄理。这份隐秘的偏好，或许源于潜邸时期一位流落南诏的中原道士。那位清癯长者留下的只言片语——关于“道法自然”、“清静无为”的意境，关于天地运行、阴阳相生的奥妙，甚至关于“无为而治”的高远权术境界——如同山涧清泉，悄然浸润了他那颗在血腥权谋中挣扎的心。御书房最隐秘的紫檀木匣深处，珍藏着一尊温润无瑕的白玉三清像。夜深人静，批阅奏章至心力交瘁时，他常屏退左右，独自取出。指尖感受着玉石冰凉的沉静，目光凝视着那超然物外的道骨仙风，仿佛能暂时隔绝朝堂的喧嚣与铁血过往的腥气，觅得片刻内心的安宁。道家的宇宙观和对内在超越的追求，契合了他内心深处对某种超脱的渴望。
然而，南诏的现实，早己被佛教的根系深深盘踞。自细奴逻时代起，佛教便随着唐蕃交流与天竺僧侣的足迹传入洱海之滨。它不仅仅是信仰，更在王权与神权的交织中，成长为一股强大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力量。尤其在蒙世隆（劝龙晟）时期，因与吐蕃关系密切，佛教获得了空前尊崇，崇圣寺的宏伟规模便是明证。如今，朝堂之上，掌握实权的清平官、大军将，尤其是那些根基深厚、世代为官的大姓（如段氏、赵氏），几乎清一色是虔诚的佛教徒。佛寺不仅是精神寄托之所，更是文化传播的学堂、经济流通的节点、乃至地方势力与王权结盟的重要纽带。王嵯巅的覆灭铲除了最大的政敌，但这张由信仰、利益和权力交织而成的佛教网络，却如同苍山的古藤，盘根错节，坚韧无比，远非一道敕令可以撼动。
劝利晟心如明镜。在吐蕃威胁犹存（浪穹之胜只是重创，远非根除）、王权根基仍需夯实的当下，若贸然推崇道教，无异于以卵击石。这不仅会挑战整个白蛮群臣集团和佛教僧侣阶层的根本利益，更会动摇民间根深蒂固的信仰基础，极易引发新的动荡，给内外敌人以可乘之机。他需要内部的绝对稳定，而佛教势力及其所代表的政治力量，是他必须争取、至少不能公然得罪的支柱。
机会很快伴随着压力而来。崇圣寺的重修工程，在王嵯巅形同虚设的“督修”下，进展缓慢。这引起了以清平官段诺突（王嵯巅倒台后迅速填补权力真空的白蛮群臣领袖）为首的佛教势力集团强烈不满。
“陛下，”段诺突在一次廷议中，手持笏板，语气恭敬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持，“崇圣寺乃我南诏国寺，佛光所照，邪祟不侵，社稷安宁。重修国寺，非独土木之事，实乃凝聚民心、彰显王化、祈求国祚绵长之盛举！如今进展迟滞，恐非吉兆，亦恐寒了万千信众之心。” 他话语刚落，殿下多位白蛮群臣重将纷纷附议，言辞恳切，目光灼灼，颂扬佛法无边，强调国寺威严关乎国运。
劝利晟端坐御座之上，修长的手指无意识地在光滑冰冷的紫檀木案上划过。他深邃的目光缓缓扫过阶下，掠过段诺突那张看似恭顺却暗藏锋芒的脸，掠过其他或虔诚、或试探、或观望的臣子。大殿内弥漫着一种无形的压力，那是信仰裹挟着权力形成的威势。沉默，如同沉重的帷幕笼罩下来。片刻之后，他终于缓缓开口，声音平静无波，听不出丝毫情绪的涟漪，却带着一锤定音的决断：
“段卿所言，深得孤心。崇圣寺乃国之根本，佛门重地，重修之事，关乎国体尊严，不容丝毫懈怠轻忽。” 他目光转向工曹官员，语气陡然转厉，“着令工曹，即刻增派能工巧匠，征调上等金丝楠木、汉白玉石料，内库钱粮优先拨付，务必限期完工！殿宇佛像，务求恢弘庄严，金身重塑，宝相辉煌！孤要看到焕然一新的崇圣寺，重耀佛光，护佑我南诏江山永固！”
这道旨意，如同一颗投入平静湖面的巨石，瞬间激起了巨大的涟漪，也正式拉开了南诏佛教空前兴盛的序幕。在段诺突等白蛮群臣的极力推动和君王的“鼎力支持”下：
崇圣寺工程成为国家头等要务： 整个南诏的能工巧匠被征召云集太和城。从滇西深山砍伐的合抱金丝楠木，从滇东采石场开凿的巨大汉白玉石料，通过水陆通道源源不断运抵。工地日夜喧嚣，规模远超旧制。三座高塔被精心修葺，金顶在阳光下反射出夺目的光芒，首刺云霄。大雄宝殿内，重塑金身的佛像高达数丈，宝相庄严，低眉垂目间仿佛俯瞰众生。开光之日，香火鼎盛，昼夜不息，诵经声如海潮般涌动。王嵯巅那枯槁的身影偶尔被“允许”出现在工地边缘，在严密监视下，他浑浊的目光扫过那日益恢弘壮丽、象征着他毕生追求却永远失去的佛国胜境，眼神空洞死寂，如同风中残烛。这金碧辉煌的佛寺，成了他精神凌迟的最终刑场。
龙屋塔被赋予浓厚的佛教色彩： 这座原本带有强烈镇妖色彩和纪念英雄性质的佛塔，在官方的文书和宣传中，其宗教意义被刻意强化和引导。它被正式称为“镇河妖、护佛法、佑苍生”的“灵塔”。劝利晟延请德高望重的吐蕃高僧（以示与吐蕃缓和关系）和南诏本土大德共同主持了盛大的开光法会。法会上，梵呗庄严，经幡招展，高僧将珍贵的贝叶经和佛像供奉于塔内。龙屋塔迅速从一个纪念地转变为新的佛教圣地，吸引了西方信徒前来朝拜，香火不绝。段赤城的故事也被赋予了“菩萨舍身饲魔，平息水患”的佛教传奇色彩，广为传颂。
广建伽蓝，鼓励出家，佛教成为国教象征： 劝利晟下诏，鼓励各地兴建或扩建佛寺，王室带头将大量田产、财物布施给寺庙作为“常住”，供养僧侣。一时间，“伽蓝”（寺庙）如雨后春笋般出现在苍洱大地和南诏各境。贵族子弟以出家为荣，纷纷剃度，身着象征地位与清净的袈裟。僧侣阶层迅速膨胀，地位显赫，甚至参与地方治理。梵呗钟声取代了部分古老的部落祭祀之音，响彻云霄。汉地流行的佛教经典被大量引入、抄写、讲习，尤其是宣扬净土往生和简易禅法的思想，因其通俗易懂，在民间迅速传播开来。
佛诞日成为举国狂欢的盛典： 释迦牟尼佛诞辰（佛诞日）被正式定为全国性的盛大节日。在太和城，举行了规模空前的“行像”法会——巨大的佛像被置于华丽的花车之上，由象队牵引，在万民簇拥下巡游全城。劝利晟携王室成员亲自参与，拈香礼拜，接受僧俗两界的顶礼。其场面之盛大、民众之狂热，远超南诏任何传统的部落节日，佛教的国教地位在狂欢中得到最首观的彰显。
劝利晟的身影，成为这些佛事活动中不可或缺的核心。他在崇圣寺大雄宝殿的佛像前虔诚拈香，在龙屋塔开光法会上肃立聆听高僧诵经祈福，在佛诞日巡游队伍的最前方，接受着山呼海啸般的“万岁”与“佛祖保佑”的声浪。他的一举一动，一言一行，都完美契合了一位虔诚护法、以佛治国的贤明君主形象。他的“支持”，为南诏的佛教化浪潮提供了最强有力的王权背书。
然而，唯有最亲近的侍从蒙义和岩桑，偶尔能在盛大法会结束、喧嚣散尽的深宫，窥见君王卸下“面具”后的真实瞬间。当劝利晟独自回到清平宫深处，屏退所有人，他眉宇间那刻意维持的虔诚与威仪会被深深的疲惫和一丝难以言喻的疏离所取代。他会再次打开那个紫檀木匣，取出那尊冰凉的白玉三清像，久久凝视。指尖滑过那飘逸的道袍纹路，感受着玉石承载的、与他此刻扮演的角色截然不同的宇宙观。目光却不由自主地投向窗外，那里，崇圣寺高耸入云、金光闪闪的塔尖，在暮色中如同巨大的符号，象征着现实权力的格局和他不得不戴上的信仰枷锁。他推动着佛教走向前所未有的巅峰，内心却向往着道家的清静无为。这份深刻的矛盾与撕裂，成了他辉煌功业之下，无人知晓、也无人能解的隐秘伤痕。信仰，于他而言，终究成了巩固王权、平衡朝局所必须佩戴的沉重冠冕，而冠冕之下，那颗向道的本心，只能在无人问津的角落，独自低回。